俄藏敦煌一组妇人医方残片缀合及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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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业礼，安徽亳州人，中医学博士、上海中医药大学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出土医学文献、中医古籍文献学、医学史等。
敦煌医学文献研究至今，重要的文献残卷几乎已全部研究殆尽，剩下的皆为残小片，所存内容较少，或仅一两行，或仅一两字，研究空间有限。但残小片数量较多，又不能完全忽视不见。张涌泉先生在最近的研究中，对60多种敦煌佛经写本进行统计，发现残卷比例高达90%以上，且其中四分之一以上的残卷可以缀合。于是张先生提出在敦煌残卷的进一步整理研究中，要给予缀合研究足够的重视。
医学文献与佛经文献相比，几乎全是残卷，其中亦不乏可作缀合研究者。沈澍农先生曾在其著作中列举了14组敦煌医学文献残卷缀合研究的成果，所及多是较重要的文献残卷，相关著作也都是敦煌医学研究中较重要的成果。但在这14组之外，仍有一些医学文献可以缀合，尤其是医学文献中的残小片，更是可以通过缀合等方式，使其成为存留内容较多的文献，可为进一步定名及相关研究等提供依据。以《俄藏敦煌文献》为例，其中的医学文献就多为残小片，很容易被整理者遗漏相关既往研究很不充分。这些残小片所存文字非常少，很难在传世文献中找到直接对应的内容，被认为研究价值不大。其实在缀合后，便可发现这些文献同样对于考察隋唐时期的医学发展史有重要意义。如俄藏敦煌医学文献中就有5件医方残小片的抄写格式与字体等都十分相近，所载内容也均为妇人医方，有相关性。经研究后，发现其中3件可以直接缀合，另外两件虽不能直接缀合，但也应是由同一件文献裂出，可视为一组残片。
一、俄藏敦煌一组妇人医方残片的缀合
俄藏敦煌医学文献中，可视为一组的5件残小片，其编号分别为Дх01295、Дx04158+Дx04161、Дx04437和 Дx04679（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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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俄藏5件妇人医方残小片图版
Дх01295，见《俄藏敦煌文献》第8册，前后及下部残，有行格，共存文字4行。或是由于均有行格、字体相近等缘故，《俄藏敦煌文献》第8册将 Дх01295 与 Дх02976、Дх03515载于一处，似认为三者为同一文献。但仔细辨别，发现并非如此。如三者字体虽相似，而从笔画粗细等细节，还是能看出 Дх01295与其他两件残片有所不同，墨色浓淡上也有不同。又 Дх02976、Дх03515为具注历类文献，残存内容均与择日有关，Дх01295所存内容中有“去子方三首”等医方名及“治妇人”等字样，当为妇人医方残片。
Дx04158+Дx04161，在《俄藏敦煌医学文献》第 11 册中，该两件残片载于一处，据抄写字体和内容，均能判断二者确可缀合。缀合后前后及上部残，有行格，存文字14行。残存内容中，有“治妇人善失子方”“怀妊未满三月欲去之方”“出子方”等医方名，可知为妇人医方残片。
Дx04437，见《俄藏敦煌医学文献》第11册，前后及上下均残，有行格，共存文字3行。残存内容中有“治妇人赤白”等字样，当为妇人医方残片。
Дx04679，见《俄藏敦煌医学文献》第11册，前后及下部残，有行格，存文字5行。残存内容中有“下血方”“又下血不止短气”等医方名，“下血”义为下部出血，包括大小便出血及妇人阴道出血等，传世医学文献如《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所载医方名中多见。需要说明的是，该残片右部似反向粘连有另一“L”形残片，正背书写，正面内容模糊难识，背面载有“隆三年三月”“奴相德”等字样，与医方内容无涉。
通过以上介绍，可看出该5件残小片至少有两方面的共同点：一是抄写上均有行格，形制相近；一是所载内容均为妇人医方，或可能为妇人医方。另外，该5件残小片，还存在第三个共同点，即抄写字体一致。残片抄写字体对照表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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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俄藏敦煌一组妇人医方残片抄写字体对照表
基于以上三个共同点，可基本判断俄藏该5件残小片可以缀合，又据具体内容，发现Дх01295与 Дx04158+Дx04161可直接缀合。Дх01295下部残，Дx04158+Дx04161上部残，两者正相接。Дх01295所存4行文字，分别对应于 Дx04158+Дx04161第11 ～ 14行。具体拼缀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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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Дх01295 与 Дx04158+Дx04161 缀合图
缀合后，Дх01295+Дх04158+Дх04161 共存文字14行，录文如下（残片拼缀处以 //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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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x04437 和 Дx04679 两件残片无法与上3件残小片所存内容直接缀合，但应是由同一文献裂开而成，可视为一组文献。为便于讨论，今将两残片所存内容录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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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藏敦煌一组妇人医方残片内容考察
缀合后，俄藏该组妇人医方残片共存20余行文字，所载内容为妇人医方，当是某部妇人医方书或综合性医著的一部分。现存内容，约属10余首医方（具体分布见表 2），以下按具体行数作详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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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俄藏敦煌一组妇人医方残片内容分布表
Дх01295+Дх04158+Дх04161 中有尚存方名的医方4首，方名脱失的医方3首，共7首。其中第1行为第一首医方，方名、主治及用药等均不详。据其中“胎自下”等语，似为出子方，或治子死腹中方。如《校注妇人良方》卷十四《妊娠热病胎死腹中方论第九》：“《论》曰：热病以致胎死不能出者，但服黑神散，胎自下矣。” 与此表述相近。
第2～4行为第二首医方，方名、主治不详，方中使用药物有瓠等。经查敦煌出土其他医方中未有使用该药者，传世文献中亦未查见类似医方。敦煌文献 S.76《食疗本草》残卷载：“瓠子，冷，右主治消渴，患恶疮，患脚气虚肿者不得食之，加甚。”但从残存内容来看，此处似是将某物装瓠中，故言“以锯断其头”“断瓠头”等，非内服，所以该方具体主治亦难推测。或是祝由方。
第4～11行共存第3～5首医方，第4行及第9行中分别存有两个方名，主治均为治妇人善失子。
第6行中残存一“方”字，疑前缺方名。又据医方排列顺序推测，该方主治当与上下两方相同，亦为治妇人善失子方。“善失子”，即容易失去孩子。“善”为“易”义，一般指妇人怀孕后容易滑胎，约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习惯性流产等疾病。传世医学著作中多作“数失子”，《诸病源候论》卷三十九《数失子候》论曰：“妇人数失子者，或由乖阴阳之理，或由触犯禁忌，既产之后，而数失儿，乃非脏腑生病，故可以方术防断之也。”
据残存内容，可知该3首医方均为祝由方。第三和第五首医方稍相似，第五首医方所载内容为埋胞法，第三首医方则是由埋胞法变化而来的另一种疗法。早在马王堆简帛文献中，就有关于埋胞法的论述。李建民先生曾梳理埋胞的原因，将其归为4种。其中一种是因为胎儿胞衣与妇人生产有密切关系，为保证妇人以后的怀孕和生产等顺利，需要将胞衣妥善埋藏，且往往伴随一定的仪式。此处所载埋胞法，其理即是为了以后怀孕不再流失。第三首医方中，所埋之物与胎儿胞衣无关，但据第4行末所存“桃”字，推测可能是桃枝，或桃木刻成的人形一类。祝由术中，多有以桃作人形的方法，故推测该方是埋胞法的变形。类似的医方还见于敦煌文献 P.2666 中，如第27行：“妇人多失子，取产血作泥人，埋着产处，更不失子。”第66行“治妇人数大［失］男女，取桑根刻作小儿名字，着墓中，即不失。”均可认作是由埋胞法变化而来。第四首医方中的仪式较为复杂，据残存内容，可判断其因素有用“□米”作糜、“四交道”“匕”“南向一拜”等，具体操作方法已不详。不过该方与第三首医方中都涉及“四交道”一语，传世医学文献如《备急千金要方》中所载祝由方中也有类似的表达。该语常见于佛教经典及相关著作中，佛教三十六中饿鬼中亦有“四交道鬼”之名，或可据此管窥该类祝由方的来源。
第六首医方存有完整的方名，为“治妇人怀妊未满三月欲去之方”，即堕胎方。药用雄乌羽，末之和酒中饮，并载验雄乌法。传世医学著作中未查见相关医方，《本草纲目》卷四十七有“阳乌”条，所载内容均引自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其中有用阳乌嘴“烧灰酒服，治恶虫咬成疮”的医方，但未及乌羽。窃疑该方仍有祝由方性质。
Дх01295+Дх04158+Дх04161 第12行，第六首医方方名上有“□□去子方三首”字样，与上文不衔接，疑是小标题，指以下所载3首医方均为“去子方”。如此，则第七首医方方名虽残，而主治可知，当是和第六首医方相同，均为堕胎方。方中所用药物有附子、桂、甘草3种，附子、桂均为温里驱寒类药物，常用于伤寒或虚损类疾病的治疗。而据此方中“末，绵裹”等字样，推测该方非是内服，而是外用。附子力能堕胎，《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十“附子”条载其功用，即有“又堕胎，为百药长”等语。但在张仲景《金匮要略》中，又有用附子汤安胎的用法，历来医家多有争议。清代张璐《本经逢原》中说：“若寒疾即用附子，风疾即用乌头，二药俱走而不守，故堕胎为百药长。然妊娠脉弦发热，胎胀恶寒，小腹如扇，《金匮》用附子汤以安其胎，此神圣之妙用也。”
Дх04437 所存4行文字中，应至少包含两首医方。第1 ～ 3行前半部分为一首医方，第3行后半部分为另一首医方。后一方仅存方名，主治“妇人赤白”。“赤白”一般指妇人带下或痢下之物颜色赤或白，或赤白夹杂，可代指病名。前一方残损严重，主治等其他相关信息无法确知，仅知所用药物中有“椒”等。
Дх04679 残存内容中应包含两首以上的医方。如第1行论及服用方法及剂量等内容，一般位于医方之末，那么第2行应属于另一首医方，但也有可能是对第1行所属医方内容的补充。第3 ～ 5行为另一首医方，方名为“下血方”，主治下血，即大小便或阴道出血。所用药物主要是羊皮。《本草纲目》载羊皮“干皮烧服，治蛊毒下血”，与此正合。
总的来说，俄藏该组妇人医方残片，虽经缀合，但所载内容仍不是很丰富，仅有医方10余首。且残损严重，完整者不过数首。不过还是可以看出该组妇人医方残片在内容上的特点，如所载医方以单方为主，使用药物多为一到二味，且多是生活中易取之物。再者，该组医方残片所载以祝由方为主，或虽使用有药物，但明显带有巫术色彩。第三，该组医方残片所载内容，在传世医学著作中较少能找到相对应的医方，无法进行对比研究。
三、敦煌文献中的其他妇人医方残卷及内容特点
敦煌医学文献中，多数为医方类文献，经学者统计，所载医方约超过1200 首，涉及内、外、妇、儿、眼耳咽喉口齿、美容、针灸等医学临证各科。妇人相关医方是敦煌医方的重要组成内容，主要集中于S.4433、P.2666、P.3378+P.6177、P.3596、P.3930+P.5549 和 Дx00924 等残卷，S.3347、P.2662、P.2565等残卷中也有部分内容，相关研究也已较充实。李应存先生曾统计敦煌妇人相关医方约为110首 ，均为较完整者，加之新见残卷中的相关内容及相关残方，最终的统计数字应远超于此。传世医学文献中，隋唐及以前妇人相关医方，主要集中保留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二至四、《千金翼方》卷五至八和《外台秘要》卷三十三至三十四中。将敦煌妇人医方与《备急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保留的妇人医方相比，可以发现一些颇为有趣的现象。
首先是医方主治疾病范围。后世医学往往将妇人疾病分为经、带、胎、产及杂病等，相关妇人医方书也是按照这样的顺序著录医方。与此不同的是，《备急千金要方》载录医方的顺序并非如此。如《备急千金要方》载妇人方共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所载主治疾病为求子第一，其次为妊娠恶阻、养胎、妊娠诸病，其次为产难及妇人生产相关疾病；中卷为妇人杂病，下卷才是月经相关疾病。《千金翼方》卷五中，仍是以求子为第一，但紧接着所列的为妇人杂病方，较《备急千金要方》多出“熏衣浥衣香”“令身香”等方。卷六、卷七所载为妇人产后方和杂病方，卷八载月经病方。《外台秘要》载妇人医方仅有上、下两卷，上卷所载约与《备急千金要方》妇人方上卷相似，下卷所载则以产后病为主，无月经相关疾病。这其实反映了当时医学的发展水平，以及对妇人疾病等相关问题的认识。与后世医学文献相比，《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都把求子和妇人生产相关疾病列为首位，可推测该类疾病在当时妇人疾病中，当属高发病率一类的疾病。但这几部书都对月经病的文献著录相对较少，也可推测当时对该类疾病的重视度尚不足，或者因各种原因限制，患者的求诊率尚不高，故相关论述和医方也比较少。这种现象也为既往研究唐代妇科学发展史的学者所注意，如马大正先生《中国妇产科发展史》中论及唐代妇科学的发展，即谓：“对月经病及带下病的研究则远不及胎产病研究得深刻，产科疾病研究的偏重，还未得到纠正。”马先生的著作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观念上还有一定的局限，所谓“还未得到纠正”等语，其实是未充分认识到唐代妇科学的发展实际情况。这也与马先生所据材料多是传世文献有关。而相比之下，敦煌医学文献更符合隋唐及以前的妇产科学发展的实际。
考察敦煌妇人相关医方的主治，因文献均是残卷零篇，无法判断这些残卷所属医方书著作内容的排列顺序。不过从主治疾病来看，不管是求子及妇人生产相关疾病，还是妇人杂病、带下病、月经病等，均有所涉及。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妇人相关医方的主治范围甚至超过《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其超出的主要是妇人别意方、夫妇欢爱方、转胎法、埋胞法等医方。
为便于行文，今略举 P.2666 所载诸医方说明，如第49～51行为妇人别意方：“知妇人造事有外夫者，取牛足下土着饮食中，与妇人吃，时［伺］令夜卧，唤外夫名字，又道期会处，勿使人博［传］之。单方一切病无不治者，大验。”第87～88行所载也是妇人别意方：“妇人别意，取白马蹄中土，安妇人枕下，勿使人知，睡中自道姓名。”两方颇相似，可互相参看。
P.2666 第90～91行为两首夫妇欢爱方：“夫憎妇，取鼠尾烧作灰，和酒与夫服之，即怜妇。男子欲得妇人爱，取男子鞋底土，和酒与妇人服，即相爱。”第63行所载为转胎法：“凡人纯生女，怀胎六十日，取弓弦烧作灰，取渍［清］酒服之，回女为男。” 其他敦煌妇人相关医方中载有转胎法的还有多处，不一一举例。至于埋胞法，上文已举数例，不再赘述。
对这些医方仔细分析，不难看出有一些共同之处，如以单方为主，使用药物简单，且不同程度地带有巫术色彩等。众所周知，《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分别是由孙思邈和王焘汇集前代医书编辑而成。可以想见，这3部书的作者在编纂时，都进行了一定的筛选，或者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3部书都有意识地不选入含有巫术成分的医方。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即如今学者在仅借助《备急千金要方》等书的情况下，考察当时医学发展水平，往往会得出隋唐时期医学与巫术已然分离的结论。这种结论应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备急千金要方》等书不收载含有巫术成分的医方，也正是得出这一结论的重要证据。但如今存世的隋唐时期医学著作毕竟只有很少几部，不能反映当时医学发展的整体情况。而《备急千金要方》等书又均是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医家或士人编撰而成，他们的认知水平本就高于普通医生或一般民众，无法为他们代言。且在传世的几部唐代医学著作中，仍有不少祝由方，或带有巫术成分的医方，尤其是《千金翼方》卷二十九和卷三十中保留的大量内容，均可证明当时社会中流行的祝由方不在少数 。
相较之下，敦煌医学文献的总量虽不大，但内容十分繁杂，涵盖医学发展的各个方面，对考察隋唐时期医学发展水平来说，是更为恰当的样本。从妇人相关医方的内容来看，即可得知。本文着重探讨的俄藏一组妇人医方残卷，则可视为敦煌妇人相关医方的一个样本。
还有另外一个证据，可说明敦煌妇人医方与传世医学著作之间的差别，是上文提到的堕胎方。在这首医方中，其方名为“治妇人怀妊未满三月欲去之方”，而在《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中，相关的去子方或出子方，其相关的表述中，一般都有“得病”两字作为限定。如《备急千金要方》卷二第六所附堕胎方的小标题为“得病须去胎附”，《外台秘要》所载堕胎方位于卷三十三，其标题为“妊娠得病欲去子方”。堕胎方涉及中国古代堕胎理念，牵涉范围较广，作为限定条件，“得病”两字在文献中的有无，颇值得探究。不过敦煌妇人相关医方中的堕胎方较少，也无法作深入探讨。
事实告诉我们，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曾经历过朴素的初期阶段和长久的发展阶段，中国妇产科学的发展同样如此。据出土简帛医方可知，在先秦两汉时期，妇产科学已经开始起步，并有所发展；到了六朝隋唐时期，妇产科学开始出现专门著作，尤其是隋唐时期，出现了各种类型的《产经》及妇人医方书。六朝隋唐时期的妇产科学著作大多已经亡佚了，但幸运的是，这些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在敦煌文献中留下了痕迹。通过对敦煌文献中妇人相关医方的考察，至少可以得知：第一，六朝隋唐时期，妇产科学的疾病主治范围，要较《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书的主治范围更广，多出妇人别意方、夫妇欢爱方、转胎法、埋胞法及堕胎方等；第二，六朝隋唐时期的妇人相关医方中，有大量不同程度地含有巫术色彩的祝由方存在，这些祝由方或为医家编撰的综合性著作删除不载，或流入民间、或流入宗教医学范围中，渐渐淡出主流医学范围；第三，敦煌妇人相关医方文献的存在，也提示我们，既往对六朝隋唐时期妇产科学的研究，仅仅倚重几部传世医学著作，是远远不够的。
编辑：萝芙木
原文刊发于《中医药文化》
2022年第2期
《俄藏敦煌一组妇人医方残片缀合及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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