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知青岁月——办公室里的故事（一）
每当坐在电脑山双手点击着键盘,就会想起我在金宝屯胜利农场场部机关办公室工作的四年多经历,当时我在场部做机要工作兼打字员。我非常喜欢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当完成一份文件的打印我都会如释重负,享受一点小小的成就感。我熟悉场部很多领导和工作人员的笔记,无论写风清楚还是圈改潦草,无论是政治鸿运管事生产计划,我都能顺理成章仔细认真地完成任务,因此受到大家的认可和表扬。有时候工作不太忙,我喜欢亲自去送文件,夹着文件夹快步走在办公室及熟悉的各个直属单位的小路上,呼吸着新鲜空气很惬意,偶尔还会沿着一条窄长的小路把文件发到老邱的气象站。https://p3-sign.toutiaoimg.com/tos-cn-i-qvj2lq49k0/37ca297f1446466e87f04972414fbfe9~tplv-tt-large.image?x-expires=1973065413&x-signature=kPlPDKVI%2BcqU5oZT6ylAbU8N3io%3D
每当我亲手拆开盖有保密或卢恩光红章的信件时,我都感到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是保密工作神圣的职责让我养成了守口如瓶、认真仔细的工作作风:职业道德让我抑制了许多次的怦然心动,平静地对待即将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会在第一时间慎重地把信件发到文件指定的部门,把首长的文件及时上传,每一位领导的签字都是在我的“监督”下完成。当时支左部队的师三号首长几次来农场视察,都会轻轻敲门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打出的文件和收发工作提出建议,给我表扬和鼓励。
我办公室比较大,有一面墙的文档保险柜,几十把铜制的保险柜钥匙在我的抽屉里。我用最短的时间熟悉了这些档案,它们是农场建场以来农林牧副渔各业的文件资料,非常珍贵。记得来这里查阅资料最多的是生产处的白玉来处长、林淑华大姐,还有啓葆罡、宋多本、冯宝印等干部。不知现在这些资料是否还在？
我的办公室是场部订阅各种报纸和刊物最全的地方。每个月我都会把各种报纸从报刊架上卸一班来我妈一个大铁钉扎上眼,再用绳子穿上系好,整齐地放在政治处尽头的一间仓库里。如果需要查阅资料,我会很苦逼拿出来找到,这就是我在办公室的全部工作。这些工作做好了,机关的上传下达和日常工作就会顺利地进行,真是太重要了。
我的宿舍就在我办公室旁边,在生产处工作的天津知青殷红大姐和我同住一屋,守着自己的办公室住心里非常踏实。
回忆那段场部机关的工作,有许多经历非常难忘。首先是学会打字,一只手移动装有2700多铅字的键盘,另一只手拉动铅杆对准需要的字,叼起来用力打在蜡纸上。打字的速度完全看你熟悉键盘的能力,和现在的办公电脑设备相比,真的是天壤之别,那时的机械式打字太落后了!打出来的文件还要放到油印机上,根据需要的份数油印出来再装订,可以称得上是不轻的体力劳动 了。
为了尽快掌握打字技术,我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以惊人的毅力和超 常的记忆力很快就能够独挡一面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各种各样的代表大会、誓师大会接二连三召开,我经常被没完没了堆积如山的材料包围着,头上两个二百瓦的灯泡拉近了与我的距离,办公室经常彻夜通明,我把各种先进人物的掉星才叫当作自已学习的榜样和工作的动力。正是这段超负荷的工作经历,加上铅中毒和不正确的采光让我的眼睛落下了经常疼痛的毛病。每次回忆起这段经历,我都会情不自禁想起我敬爱的师傅、场部办公室干部杨凤珍大姐,是她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慈母般的呵护。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亲眼目睹了农场经历了几次大的体制改革,从农场的“文革”体制变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从军管会变为农场革命委员会；从内蒙古哲里木盟变为吉林省哲里木盟。每次体制改革后场部都要重新刻制公章的任务是个一个任如通联完成的。
那是1970年我刚调到场部不久,有一天军管会政治处孙德璞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小郑,交给你一个任务,明天你去通辽按新的体制给各办公室刻公章吧。”“我自己去？”我问道。“对,你自己去。遇事要多动脑筋,去开个介绍信吧……”我心里非常害怕,我没有一个人出过门,何况还要坐火车去哲里木盟公署所在的通辽市,我觉得我们这个任务太艰巨了!顿时脑子嗡嗡直响,孙主任后面说的话都没有听见。只见经常和孙主任在一起点场部干部吕长贵摆着手大声对我说:“小郑你没问题,去吧!”办公室干部商铭德告诉我一个通辽市刻公章的地方,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开了介绍信第二天就去通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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