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诞生和死亡 by Stephan Roget
办公室是官僚效率的高度体现，还是一种不必要的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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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封锁于2020年开始时，许多白领回家后发现，他们的工作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了。技术早已达到了足够的直接和精密，使得大多数文书、管理和行政工作都远远超出了它们的传统领地——办公室的范围。两年过去了，随着隔离规定开始逐渐减少，工作场所重新开放，该办公室的必要性受到了质疑。如果白领工作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那么办公室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当前远程工作和办公室之间的争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办公室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远程工作。为什么要把一个省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一个反复无常的封地呢?既然伦敦可以监管殖民地的暴利行为，为什么还要冒沉船、热带疾病和当地抵抗的风险呢?当工业规模的劳动分工可以在舒适的工厂后勤办公室里被精心规划出来时，为什么要依赖行会和工匠的“神秘”呢?办公室是一种技术，它允许前所未有的洞察力和控制水平;它把知识和权力集中在一个地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的君主和贸易公司开创了一些最早的现代官僚管理形式。
然而，在漫长的19世纪，办公室工作才成为西方的“主流”。贸易、工业、金融和运输的巨大增长需要大量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来沟通、合并、转移、存储和检索相关数据——这一过程也培养了大批律师和他们的职员来调解商业和个人利益的扩散。快速的社会和地缘政治变化也迫使政府通过官僚手段来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权力:战争的胜利、政权的建立、学校和监狱的建立，都是通过办公桌的权力实现的。事实上，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和法兰西帝国可以说是把他们的成功归功于“2万名愚蠢的公务员”(革命的“死亡天使”路易斯-安托万·德·圣-贾斯特轻蔑地这样形容他们)。
1921年，回顾这段行政扩张时期，马克斯•韦伯将官僚主义典型地描述为由桌子、文件和男人(以及越来越多的女人)组成的机器，可以超越并超越之前任何一种更笨拙的组织模式。尽管韦伯可能是“办公桌统治”最著名的理论家，但他在19世纪的前辈们也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对于杰里米·边沁和G.W.F.黑格尔等自由思想家和亨利·德·圣西门等乌托邦主义者来说，官僚主义显示了人类制度的完美性——“人类弯曲的木材”最终可以被拉直。
但包括拿破仑•波拿巴在内的军国主义者，也认识到官僚组织在战场上给他们带来的优势——这种优势后来得到了19世纪长期管理大师查尔斯•巴贝奇、亨利•法约尔和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支持。的确，官僚权力也是令人恐惧的:19世纪的保守派不相信任何有如此清晰的启蒙原则根基的东西(不管它有多有用)。但是自由主义者，包括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也担心权力集中在办公室对自由市场和民主都是不好的预兆。在左翼，官僚主义因为从工人手中夺取自主权而受到批评，而“白领工作”(美国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创造的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词)的相对声望，让办公室员工很难成立工会。
与当代观察者的希望和恐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世纪官僚体制今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粗俗。这些耗时、艰苦的任务构成了“办公桌的束缚”，与今天近乎即时的通信和自由浮动的数字网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办公室的物质特征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最为强烈:查尔斯·狄更斯、赫尔曼·梅尔维尔和尼古拉·果戈里都以描绘沉闷的职员世界而闻名。然而，它最生动的描述之一来自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844年的小说《政府职员》:
自然，对于职员来说，就是办公室。他的地平线四面都是绿色的盒子档;对他来说，大气环境是由走廊的空气，在不通风的房间里其他人的呼吸，在纸和笔的气味中构成的;他的风景只是一个小房间……对他来说，天堂就是天花板，他在上面打哈欠，而他的生活环境就是灰尘……著名的医生们指出，这种野蛮的和文明的天性，对这些被称为办公室的可怕隔间所包含的道德观念的影响。
过去的办公室似乎为今天的远程工作提供了理由。当纸张和文件夹是储存数据的最先进手段时，阴暗的办公室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当然，现在官僚主义已经脱下了它的肉体，升到了“云端”，我们可以永远告别这些“可怕的隔间”。然而，19世纪的“办公室文学”也提供了一个警告。
对于21世纪20年代的远程工作者来说，j·k·休斯曼 1888年的中篇小说《布格兰先生的退休》读起来像是一个警世故事。布格兰被迫从公务员岗位上退休，他很茫然。他沮丧地在果园里漫步，看到那些“不再是树的形态”的树，“以能结出更好的果实为借口”，被“谋杀”了。意识到自己的精神也同样被办公室生活摧残，布格兰决定在家里复制他以前的工作。他在自己的公寓里建了一间办公室，每天都在抄写和修改信件，他甚至每天早上都要绕着街区走一圈，“通勤”。他死得很“开心”:在他的办公桌上，正在写最后一份文件。
对休斯曼来说，办公室生活最深远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它的围墙——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工作场所，今天是不确定的。无论我们是否远程工作，办公室之死都被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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