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真实犯罪案件：恐怖的邪教洗脑，令人触目惊心的邪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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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特纳里夫岛的圣克鲁兹，在一栋华丽的住宅的庭院里，喷泉正在发出悦耳的银铃般的声响。鸟棚里好多鸟儿在扑翼和啁啾。真是既安宁又静谧。忽然来了一下晴天霹雳。
住宅的主人特兰克勒原籍是德国，当过军医，头发硬而坚挺，年纪六十开外，目瞪口呆地瞧着站在面前的两个男人。他们是他雇佣的一个姑娘的父亲和哥哥，来找她谈些事。
他们觉得毋须保守秘密，因此直接用德文把来意告诉了特兰克勒。先是儿子用发音不太正确的德文说道：
“我们刚杀了我的母亲和两个妹妹。”
父亲紧接着说：
“我们来告诉沙皮纳：我们刚杀了她的母亲和两个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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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里夫是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面积2053平方公里，呈三角形，岛上气候有“恒春之岛”的美称
这父子俩遍身都是尘土和干了的血迹。弗兰克·亚历山大才十六岁，五官端正，甚至还带几分秀气，衣着非常朴实，一绺卷曲的金发往后套拉着，露出了前额。父亲像是在微笑，显出一排整齐的白牙。
哈拉德·亚历山大还不满四十九岁，他的头发很密，而且乌黑有光，穿着一件茄克衫式的套衫，里边的白衬衫很干净，领带的颜色也不俗。父子俩都用同样安详的黑眼睛注视着特兰克勒。
医生大概希望自己是听错了，因此要他们把话重复一遍，可是父子俩的话没错：他们要见沙皮纳，因为他们杀了她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军医狼狈不堪地叫来了自己的秘书沙皮纳。她十七岁，褐色长发垂在肩上，黑睫毛，微笑起来相当动人。
她的父亲哈拉德·亚历山大舒坦地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紧紧地搂着她。弗兰克也在一旁坐下，用胳膊搂着她的肩膀。
“沙皮纳。”做父亲的说道，“弗兰克和我刚杀了你的母亲和妹妹。”
沙皮纳把面颊偎在父亲手上，同时轻柔地搭着弟弟的胳膊。
“好的，爸爸。”她说道。“我相信你是认为该这么干才干的。”
院子里由于当事人意见一致而静悄悄的，只有泉水在叮咚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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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医张开了嘴，越来越感到糊涂了。他快步跑进放着西班牙旧式家具的办公室，给自己的朋友、德国驻圣克鲁兹领事挂了个电话，向他求援，要他找人来解释一下这宗难以置信的罪行。然后他坐等警察的到来。
警长胡安·艾尔门德斯是个脑袋圆圆的矮胖子，穿着米色的粗布服装，带领一队穿制服的警察挺胸凸肚地走进了特兰克勒医生的别墅。他那副眼镜有两个焦点，看来没有校准，因为他要看正前方几步开外的东西时必须低下头来。
在院子的藤椅上坐着五个人，其中三个态度镇静，而两个神色激动。三个镇静的是亚历山大一家的父亲、儿子和女儿；两个激动的人是特兰克勒医生和德国领事。
“喏。”特兰克勒医生指着三个亚历山大说：“就是他们。”
父亲和儿子站起身来行礼。
“你们是否维持原先的说法？”警长问道。
“如果你同意的话。”领事说道，“我可以当翻译。因为他们不懂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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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上边那个问题是由领事用德文向他们提出的，亚历山大父子俩重新鞠了个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是的”，而沙皮纳也站起来，握住他们的手，像是在给他们打气。
“那么，你们杀害了亚历山大太太和她的两个女儿？”警长又问了一遍。父子俩答复得十分肯定，不容人再对犯罪事实有所怀疑了。
“对。”父亲说。“我的妻子达格玛尔以及我的女儿玛丽娜和彼特拉。”
领事和医生向警长掉过头来，看他怎么说。不过下文倒也平淡无奇。警长尽管经验丰富，碰到这样直认不讳的罪犯却显得有点儿窘，他只是说：
“真有你的！干吗做出这种事来？”
领事把问话译成了德文。回答可是更叫人吃惊了：
“上帝要我刺透她们的心。”
对这样的理由还有什么好说的？警长为了争取时间，清了下喉咙，把谈话转到行凶的技术细节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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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把尸体怎么样处理的？”
领事始终担任着翻译的任务。哈拉德·亚历山大回答说，“她们住在圣克鲁兹的耶苏·沙查奈罗路一幢公寓里，警长可以在那儿找到尸体。”
“行，我们这就去瞧瞧。”警长说，“把这些人都给我带走！”
“可是这个姑娘没插手呀。”医生插话道。
“她没有离开过这儿。”
“那么让她留在这里，把其余的带走！”
可是当领事用德文告诉沙皮纳她可以留下时，她立刻用德文高声叫嚷起来。
“怎么回事？她在闹些什么？”警长问。
“她不肯留下。”领事解释道。“她要跟弟弟和父亲一起去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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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告诉她我无权逮捕既非主犯又非从犯的人。”警长说。“更何况她还没有成年。”
姑娘又用德文叫喊着。
“又说些什么啦？”警长问。
“她说如果强迫她留在这儿，那她就自杀。她要回家。”
警长略加思索，随即回答道：
“行。我们把她送到女修道院去，让嬷嬷们看住她。”
几秒钟后，可以听到街上的囚车的门在发响。哈拉德·亚历山大和弗兰克给送往警署，沙皮纳给带到女修道院去，警长则前往亚历山大的住所。老实说，警长到现在还是将信将疑，因为他所听到的实在像是些胡言乱语。
耶苏·沙查奈罗街是一条大道，亚历山大一家住的地方是一栋四层搂的建筑物，点缀着一些大小跟狗窝相仿的阳台，因此整个大搂看上去像个鸽舍。警长来到三搂，叫一个身强力壮的警察撞开了门，然后走了进去。里边既寂静又阴暗。百叶窗都关着。
有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警长渐渐看出到处都是血。他打开百叶窗，发现房里乱得出奇。东西都被扔在地上并且沾满了血迹。在客厅的地板上横陈着两个女儿的残缺不全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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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长和刚才赶到的法医走进一间卧室。他们没多久就出来了，警长似乎神思恍惚而且惊惶失措，法医也是面无人色。
“房里的尸体是孩子们的母亲。”警长对外边的警察说道。“他们给她开膛破肚，还用一个木块刺穿了她的心脏。”
里边的景像实在怕人。警察们在这个血淋淋的屠场里站了一会，胳膊哆嗦着，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他们是地道的疯子！”艾尔门德斯警长好不容易才说出这么句话来。“快给警署挂电话，叫他们把父亲和儿子隔离开来。天晓得不然还会出什么事！也许再互相残杀，谁也没个准。”
然后他回过头来对一个警官说：“你去问一下邻居。这儿的墙很薄，他们应该听到什么动静的。至于你，医生，请你立刻在尸体运往陈尸所之前作一番检验。我想尽快了结这件事。”
在两个姑娘的尸体边上有一个铁锤，一把剃刀和一把钳子，上面都满是血迹。在母亲的卧室里，墙上挂着一方木板，有一个警察译出了上边写着的德文：“你们高兴吧，为我的恩典感到高兴吧，因为我有力量驾驭一切。万物很快就要结束，末日即将到来。”
在公用的起居室里还有另一条箴言：“为了获得真正的自由，你必须杀掉你在人世间最爱的人。”墙上到处都钉有木板，上面写着类似的格言。
家具上面摆设有好多明显的宗教用具。可这算是什么宗教呢？显然不是天主教。警长在暗自思忖：被害者是否抵抗过？是否叫喊过？…不然就是先给服了麻醉剂。难道一个人会这样地束手待毙而毫不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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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相信。”法医说道。“我认为她们是在受到打击以后屈服的。这些尸体是用剃刀和钳子来进行肢解的，可是并没有丝毫反抗的痕迹。也没有任何迹像表明她们是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死亡的。有人会说她们是听任宰割来着。”
警长跟平时一样低下头来，为的是把法医瞧个清楚，一边问道：
“那你是怎么个看法呢？”
“目前我还说不上来。”法医回答。“木块刺在心脏里，叫人想起有关吸血鬼的故事。凶手可能认为这些女人是女巫或吸血鬼。他们会作种种推测。我看是遇到了妄想型精神病患者。”
这时，警长派去询问邻居的警官回来了。他说：
“邻居什么也没听到。而且他们不认识亚历山大一家。他们只注意到这儿有人在弹奏管风琴。”
角落里有一个小管风琴。所有的键上都是血污，显然是沾满了血的双手弹奏的结果。警长异常愤慨地嚷道：
“这些人是疯子。是我所见到过的最糟的疯子。他们如今在这儿发疯，应该说他们在德国时就已经神智错乱了。也许全家都是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得上报国际刑事警察组织。”
亚历山大一家只在卡那利群岛待了一年，全家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疯。因此必须以某种方式通知德国当局。于是国际刑事警察组织负责去向德国方面调查这家人的历史。四十八小时后他们收到了如下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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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德·亚历山大出生于东德的德累斯顿。最初的职业是泥水匠。一九六三年他离开东德到汉堡定居。除了跟一个精神病医生外，他似乎没有什么交往，而这个精神病医生又正是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在德国搜寻的对象。
这个医生曾诊治过一个年老的大车修理工，后者后来改行布道，他周围的人都把他视为先知。
这个大车修理工又是神秘人物雅各·罗勃的门人，雅各·罗勃于一八〇〇至一八六四年在世，并且创立了称为“罗勃宗”的宗教团体。
外界只知道“罗勃宗”遵循极为严格的戒条，除此以外简直一无所知。该宗目前的教主坚称亚历山大一家并非该宗成员。然而在汉堡的时候，哈拉德·亚历山大似乎深受大车工兼布道师的精神的影响。
布道师去世时，把一架自己在宗教仪式上使用的管风琴遗赠给哈拉德，而哈拉德又曾几次说过这架管风琴将来会奏出一种新的声音，而这正是末日的信号。旁人为此要求他作进一步的解释时，他只是说：“管风琴会发出新的声音，而这正是末日来临的信号。”
除此以外，亚历山大一家和旁的家庭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在继承了一笔遗产以后于一九七〇年离开德国前往特纳里夫。他们害怕俄国人入侵，并确信自己将被侵略者处决。
其余的情况就有待特纳里夫警方来了解了。在圣克鲁兹，亚历山大一家不跟任何人来往。他们家的百叶窗不论白天黑夜都关得严严的。只能听到风琴的声音。他们从来不去海滩或其他游览场所。他们的儿子在海运公司服务，也不跟任何同事往来，尽管他不善于辞令，却也没有人当他疯子。
收到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文件以后，负责这一案件的胡安·艾尔门德斯警长讯问了弗兰克，还是由德国领事担任翻译。弗兰克没有推翻自己原先就母亲和姐妹的死所作的供词。他那文雅清秀的脸上没有流露任何感情上的波动。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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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时在房里。爸爸穿着睡衣。妈妈和我已经穿好了衣服。两个妹妹在客厅里。大概是两点钟左右吧。我发现妈妈用一种古怪的眼光瞧着我。我觉得她没有权利这样做。于是我打了她一个耳光。我认为我应该用这种办法对付她。”
“我下手很重，妈妈倒在地上，碰伤了头，昏过去了。于是我想末日可能已经来临。我走到管风琴边，弹了几个音符。它发出一种新的声音。爸爸也听见了。我们彼此没有讲一句话。我们知道该怎么于。爸爸拿起那把沉重的铁锤，我们着手去杀那两个姑娘。”
弗兰克讲话时从容自若，仿佛他在动手以前已经深思熟虑过，又好比这桩谋杀是策划已久的，总之他不动声色，既没有恨，又没有爱，似乎这是十分正常的事，就像与他本人毫无关系。
他还说两个姐妹没有试图逃走，也几乎没有因为痛苦而失声叫喊。事情很快就结束了。他的母亲这时恢复了知觉，但仍然躺在地上，父子俩随后把她也杀死了。
倒是警长激动起来了。这个青年人的冷静沉着的态度叫他受不了。
“那么后来呢？”警长嚷道。“是谁把你母亲和姐妹的心挖出来的？是谁当时在奏管风琴？你父亲还是你？”
“我们俩。”弗兰克回答。“先是我奏管风琴，爸爸干活，随后我们俩换了班。你知道，这活儿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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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是的。”警长喃喃低语道。他觉得像是置身在恶梦之中。
警长相信弗兰克讲的是实话。这个青年的叙述实在是骇人听闻，简直不像是一桩血腥的犯罪，不像牵涉到血淋淋的尸体和活生生的凶杀，而像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故事。
担任翻译的德国领事有好一会听得汗如雨下，弗兰克讲完以后，他脸色惨白，昏了过去。由于手边没有译员，警长只好暂停审讯，吩附把弗兰克押回囚室，并且特地关照典狱长要对他采取特别措施：
“这个孩子很可能想办法自杀。他过于相信自己干得有理，同时精神完全失常，得小心提防才好。他也许会啃自己的手。我连给他一把小调羹都不放心。”
当天下午，警长提审了哈拉德·亚历山大。
“我的儿子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哈拉德相当简洁地说道。“他是先知，他动手打母亲并奏管风琴的时候，我忽然明白该结果她们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用言传，彼此都能清楚地了解。我得服从儿子的命令。因为这些命令是上帝的指示。”
这时，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在德国找到了认识亚历山大一家的精神病医生，他的看法是这样的：
“合乎逻辑的急性脑综合征。神秘主义的癫狂。可是从行动上看不出有什么影响。我认为他们信奉一种秘密的宗教。使我惊奇的是：哈拉德和弗兰克竟是大屠杀的主谋。因为我觉得他们之中最古怪的倒是那位母亲。你们可以再去核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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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确是如此，在特纳里夫进行尸体解剖后，证实很可能是母亲先动手的。她的手上沾满了血，而这是她女儿彼特拉的血。另外，是她在出事前几个小时到彼特拉所工作的那户人家去把她找回来的。
至于沙皮纳，她事前一无所知。哈拉德和弗兰克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始终不曾有丝毫的翻供。调查进行不下去了。
这桩案件发生在一九七一年。父子俩至今还给关在精神病院里，也许终身都得禁锢在那儿。这样做究竟能起些什么作用呢？看来是一点儿作用也没有。
拙文一篇，文笔不成熟，恳望列位看官见谅或赐教。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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