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大逃杀，细思恐极
唐太宗微服出访，走到宫廷南面端门时，恰逢新科进士鱼贯而入，熙熙攘攘，热闹之极。看见眼前的景象，皇帝不由得豪迈起来，说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这应该是科举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段子了。
如果把这个段子想象成一幅画，画面的主角自然是这群春风得意的登第士子，他们刚刚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满心都是欢喜和激动，跨过前面那道门，便再也不用过那种寒窗苦读的生活，以后天高海阔任君遨游。
在画面的边缘，有双眼睛一直凝视着他们。虽然这个人躲在角落，但他却是整个画面里最具权力的人。他看着“英雄”们手舞足蹈地走进宫门，走进那张名为“科举”的大网。
帝王与“英雄”，是这幅画的名字。历代统治者推行科举制，不仅要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到统治机构，还要以此来笼络天下的读书人。宋真宗有一首《劝学诗》，写得相当露骨：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越俗的鸡汤，就越有人喝。皇帝们直接拿名利和虚荣作为饵料，等着水里扑腾的鱼儿上钩。鱼儿的前景也确实光明，只要跃过龙门，就能跨越等级的鸿沟，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享受特权。毕竟在古代中国，还有比当官更显达富贵、光耀门楣的事吗！
似乎，这是一个鼓励勤奋和上进的励志故事？
倘若我们视野再开阔一些，将画面延展开来，或许就能看见另一番景象：世人争相涌向科举大门，宽阔的大门也变得狭窄。宫门之外，沮丧和失落笼罩着另外一群士人。他们中有愤世嫉俗的年轻人，也有身形消瘦的中年人，更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故乡遥远，囊空如洗，偌大的帝都并无容身之所，茫然无助不知如何是好。这样的失意，有人已经经历过了，更多的人还要再经历一遍、两遍、三遍……
科举，这场影响中国一千三百余年的考试，最终的结果就是产生两类人——少部分人金榜题名，然后曲江宴饮、杏园探花、雁塔题名，最后步入仕途；大部分人则成为落第者，或止于举人，或止于生员，或终身为童生。
就拿科举兴盛的清朝来说，1850年，大约有200万考生参加县试，县试每三年举行两次，其中只有3万人能够取得生员资格。这3万生员中，只有1500人能通过三年一次的省城乡试。而乡试合格者中，仅有300人能够通过三年一次的京城会试。每一级考试都要淘汰绝大多数考生，咬钩上岸的鱼儿约为六千分之一。大部分鱼儿还是只能呆在死气沉沉的潭里，等着一波又一波的投喂。毫无疑问，他们是科举的主体，却从来不是主角。
这原来是一个恐怖故事。
读书的料
为了科举高中的梦想，人们得从童年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
古代的儿童开蒙时，会在描红的字帖上摹写一些笔画少的字：“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从这二十五个字开始，学子便开始了一望无际的征程。接着就是《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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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瘦金体千字文。图源/图虫创意
到了8岁，稍微富裕一些的人家就会把孩子们送去私塾。这里的老师一般是失意的老学究，学问不一定高深，但是考试经验必然相当丰富。在这个地方，“四书”“五经”是学业的中心，学生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典籍全部背下来。
有人做过计算，除去与《礼记》内容重复的《大学》和《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一般指《左传》）七本书，一共43万余字。如果每天记200个字，大概六年才能背完。同时，还要阅读数倍于原文的注释，相当于每一本教科书，还要配上数不尽的辅导材料。此外，历史、文学方面的书籍也不能落下。
在8到15岁这个天性放飞的年龄段，学生必须始终呆在教室里，摇头晃脑背诵着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不敢有一丝的懈怠。每当痛苦的时候，总会有长辈在他们耳朵边上念叨：“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今年吃苦菜，明年中状元。”“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目的就是在那片还未开垦的心灵之土种下一个念头：好好学习，前途无量。
关于学习的方法，从来都是大路和小径并存的，并没有高低之分。勤奋与坚韧是大路，但是苦读原典终究是折磨人的，也十分依赖悟性，于是人们开始揣摩“科举”游戏的捷径。不管大路小路，能走到底的就是好路，既然可以速成，又何必磕死在典籍之中？
科举的考题都来自经典之中，能出的题目大致就那么多，出现过的考题也可能再考，因此前人写过的文章就是一条有迹可循的捷径。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礼部试第一，于是大街小巷都在兜售他的考场作文，两文钱一篇，十分畅销。等到苏轼出名后，社会上则流传一句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考前背一背苏轼的文章，往往功名顺畅，有羊肉可吃。
到了明清，八股盛行，对于形式和内容都有比较严苛的要求。所有士人在学习期间都要收集时文范本和问题集子，以之为学习对象并模拟写作。有些人甚至不看原典，就捧着这些学习资料以为珍宝，心思全花在摹仿和抄袭上。考试之前，士子往往会揣摩考题，或者让师长根据历年真题，拟几道模拟题，然后写成文章，希冀能押中题目。
他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做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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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范文抄本，古代做题家的制胜法宝。图源/网络
当然，这种备考方式受到了世人的抨击。明中叶以后，有识之士似乎认识到士人的浮躁，“今天下之最可忧者, 莫甚乎士习之躁竞”。时文范本取代了四书五经，读书人沉浸在揣摩考题之中，却忘了踏实笨拙地去研读经典。
本该成为国家栋梁的士子，要么是患得患失的鄙夫，只知做题、不知其他，要么是钻营之人，成天揣摩考试、抄袭章句。
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免俗呢？当所有人都在大步向前走的时候，片刻的迟疑，都会让你落后于熙攘的人群。
大路寥寥无人，捷径拥挤成灾，这样的图景，似乎从来没有发生改变。是不是也意味着，所谓捷径，本就是最普通的大路？
考场风云
养兵千日，终须一试。
宋代以后，科举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先在地方举行乡试，然后把中式者送到中央进行会试，最后由天子亲自举行殿试。
但是，这只是三场最重要的考试。要想走到乡试，士子们必须过五关斩六将。他们进学校要进行童试，童试又分三个阶段：县试、府试、院试。进了学校还有岁试，意在检查士子们平时的课业，所谓“秀才怕岁考”，就是学子怕岁试不合格，被贬黜为民。乡试之前，还得进行科试，相当于乡试的资格考试。
这些考试一般在一个会场进行，大家分桌案就坐，进行考试。到了乡试，考场便换成了森严的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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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夫子庙江南贡院，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举考场。图源/图虫创意
贡院汇集了成千上万独立的房间，房间彼此相连呈长条形状，每个屋子可容纳一个考生。从狭窄的入口望去，就只能看见密密麻麻的小房间拥挤在方寸之地，向深处连绵不绝。
这样的独立房间叫做号舍，说是房间，其实就是三面用砖墙隔开还附带屋顶的空间。里面只有三块木板，最高处的木板用来放置物品，中间的是桌案，底下的用来坐，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活像一个没有门的监牢。
号舍见证了考生最重要的时光，也成为他们最难堪的记忆。
考试当天，鸣炮三声，学子们便涌入贡院。他们都抱着大件的行李，除了笔墨纸砚外，还有砂锅、米盐酱醋、咯牙的糕点和薄薄的被子，不老实的会将小抄藏于其中。
入闱之前，士子要被“点名识认”和“搜检怀挟”。四名兵卒会对学子直呼其名、上下其手，“摘帽去履，解衣露体，被其由上至下、由外至内进行细致拿捏，甚至搜及亵衣”。士子就像待宰的羔羊，只能俯首帖耳，忍受这种身体的羞辱。
大概有一万余的考生要经历搜身，所以这一过程基本要持续一天，偌大一个贡院就像一个混乱的菜市场，学子们必须在这种喧嚣面前，保持一个镇定的心态。
等到士子们全都进入号舍，贡院的大门就会关闭，全场只剩下肃穆。贡院本为朝廷求贤取士的空间，然而现实中却是一个森严压抑的地方。这里内外隔绝，拥挤的号舍里人影重重，墙壁渗着发霉的气味，时常传来兵卒的斥骂。这样阴森的地方，必然会让人不禁怀疑是否身处地狱。因此，在明清小说里，贡院常常是闹鬼的地方。
士子们呆在“牢房”里，体会着各种辛酸。宽敞严实的号舍犹如“肥缺”，不可多得。低矮的号舍是常态，睡觉也无法将腿伸开，只能像虾一样弓着身子暂时打个盹。他们还要天气作斗争，有时候带着寒气的风会吹进来，薄棉被根本无法御寒。若是碰上下雨，则要小心翼翼地保护试卷不被浸湿，哪怕是自己被淋湿也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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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要在拥挤逼仄的号舍呆上三天，这是对他们身体和心灵的双重考验。图源/图虫创意
考试的时间是充裕的，士子们所要做的就是在恶劣的环境中，想起过往所铭记的知识，然后心无旁骛地誊写在试卷上。饿了就吃点糕点，困了就打个盹，有时候深夜看着周围灯火通明的号舍，脑中会浮现亲人的面孔。
士子本应该是国家未来的栋梁，而进了贡院却像坏人一样被监视。在不安、焦躁、兴奋的循环间，很多人会变得不正常，甚至于生病、发疯，导致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水平。
蒲松龄曾说过，参加考试的举子有七种神态：一是提着篮子入考场时像乞丐；二是点名时被官吏呵斥像囚犯；三是回到考试期间暂住的号舍里，上面露头，下面露脚，伸着脖子向外看，像秋末的幼蜂；四是出考场后向外走，神情恍惚，步履蹒跚，像出了笼的病鸟；五是等待放榜时坐立不安，像被捉住的猕猴；六是知道名落孙山后面色死灰，像中了毒的苍蝇；七是大骂考官有眼无珠，然后心灰意冷，但过了一段时间，气也平了，又想再试一次，像刚破壳的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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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科举不第，写出《聊斋志异》，创造出聂小倩、宁采臣等经典人物形象。图源/电影截屏
世态人情，尽显于此。对大多数人来说，考场的经历无疑是屈辱的。但是这种受辱的心情会被之后的喜悦或是更大的悲伤冲淡，反倒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命运之神
考试这件事，从来也得不到绝对的公平。
科举考试的环节很多，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即使才华再出众，也不一定能高中。考试时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家庭和近亲中有无丧服，考前的猜题和宿构是否蒙中，文风和理念是否符合考官的偏好等等。甚至试卷在誊录时，誊录者的书法好坏、字迹清楚与否，以及文字有否被肆意增减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士人的录取与否。
因此，在士子眼中，考试的成败不是实力和文章决定的，而是“鬼神”或者“命运”，在冥冥中左右着他们的命运。
宋代有这么一个故事，士子荆伯珍在省试之时，误将“焚”书写成了“喷”，考完之后才察觉，便寝食难安。因为在宋代，诗赋写错字，是注定要落榜的。他连忙跑到二相公庙（供奉子夏、子由）去祈祷，晚上就梦见了子夏、子由两位神祗，身着朱衣，坐于大坛之上，从怀中掏出一个桂枝，送给了他。古代科举高中被称为“折桂枝”，意味着他的命运早就定下，哪怕出错也无妨。
果然，此后不久，荆伯珍便遇到了“神使”——皂衣吏。皂衣吏告诉他，两位相公为他奔走，前夜已经命令考官改了。荆伯珍于是去面见考官，考官告诉他：“赋写的很好，小小纰漏已经改了。勿忧！勿忧！”
有的时候，那些让考官拍案叫好的妙言佳句也可以由神授予。一名考生在考前向英显神君祈祷，于是便梦见了考试的场景，其中一人正在答题，口中还念念有词：“锡燕津亭，郡国举宾兴之礼；计偕给食，多士忘奔赴之劳。”随后又道：“用之，可以取高第。”梦醒之后，那名考生立刻记下来，用在了文章中，果然中举。
这些故事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
士子们在皓首穷经、攻苦食淡的同时，却始终无法把握自己在科场上的命运。在这种求而不得的心态下，应试者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和情绪状态被无限放大，难免混淆了幻觉与现实。因此大多鬼神故事，都有梦境的存在。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潜意识中，士人们试图借助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干预科举考试结果，使自己获得内心的自信，偶有巧合，便被视为灵验，广为流传。只不过，大部分不灵验的，就没人会去记载。
无力感几乎弥漫了所有的考生群体，所以那些后来成功的士子，都有属于自己的鬼神故事。
明朝嘉靖初年首辅张璁曾屡次参加会试，七试不第，尝尽失败，年已40多岁。对他来说，科举的大门基本已经关上，从政机会很渺茫了，而他最好的年华也在漫长的考试岁月中空逝。
此时的张璁早已放弃了当官从政的理想，而准备去参加例行的举人谒选，打算以举人的身份终老仕途。然而，这时他遇到了一个擅长星命之术的人——萧鸣凤。萧鸣凤对他说：“从此三载成进士，又三载当骤贵。”这一番话，改变了张璁的选择，他决定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就是这个选择改变了张璁的命运。三年之后，他成功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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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璁画像。图源/网络
也许并非萧鸣凤的星命之术如何准确，而是他的话对于张璁有着强大的心理暗示。对于当时的张璁，最为缺乏和弥足珍贵的恰恰是这种心理暗示和鼓励。也许还有其内心的一丝不甘在起作用，这才有了张璁日后的飞黄腾达。
只是，像张璁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命运”之说就像一剂麻醉药。它的确可以让士子心里的焦虑情绪，在神秘主义的大海中得到释放和宣泄。但这只是一时的。
要想彻底释放这种心理压力，途径只有一种：那就是在科举中取得成功。
人间悲剧
古有诗四句夸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与之对应，也有《失意诗》：“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子心。”可见，这“下第”二字是如何沉重。
科举制度的实行，打破了阶层的界限，给每一个盼望步入仕途的人注入了极大的精神动力。但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当历经数十年寒窗而名落孙山时，落第者心中大都埋藏了一种无法排解的酸楚。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19岁考进士落第，29岁再考又不第，38岁又落榜，这使他备受打击，决定不再应试。只是，待他的两个儿子成年后，苏洵还是带着他们赴汴京赶考，因为除此一途，别无进身之法。苏轼兄弟一举中第，苏洵感慨万分，赋诗一首：
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
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父与子一线之间，可谓是两种人生。后来，苏洵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回忆那段考试岁月：“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科场失意的经历，至晚年也不曾消解半分，竟成了一生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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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像。图源/图虫创意
有时候，学子们不仅要承受落第的沉重打击，甚至还要面对周围的冷嘲热讽、邻里的议论，以至造成一些人无颜做人的极端自卑心理。
在世人的心目中，金榜题名是成功者，考中了就飞黄腾达，考不中自然要低人三分。冯梦龙在 《警世通言》中借一名50多岁尚未中举的生员鲜于同的口说：“如今是个科目的世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谁说他胸中才学？若是三家村一个小孩子，粗粗里记得几篇烂旧时文，遇了个盲试官，乱圈乱点睡梦里偷得个进士到手，一般有人拜门生，称老师，谈天说地，谁敢出个题目，将戴纱帽的再考他一考么？”这应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认识。在这种氛围下, 对落第者的轻视乃至鄙视是常见之事，以至于落败的书生不敢回家。
唐代有一读书人杜羔，其妻刘氏善诗，杜羔屡试不第，落第归家前，刘氏寄诗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只因多次落第，其妻便羞于见其面。杜羔看到这首诗后，没脸回家，马上回去攻读再考，竟然考中。其妻又寄来一首诗：“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可谓一身之荣辱，全赖科场成绩。
一个人的落第还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
《唐摭言》记录了一则落第者及其家庭的悲剧故事。考生公乘亿在中第之前，已经考了十次，长期的失败让他羞于回到家乡。其妻听人误传，以为他死了，便独自从河北来到长安，恰巧遇到公乘亿。因三十年未见，容貌已经认不清了，夫妻不敢相认。公乘亿看到妻子穿着孝衣，妻子看着丈夫憔悴的模样，积郁的心情无法言表，唯有相互抱头痛哭。
科举应试对每一个有志于此的考生都是一个漫长的人生煎熬过程。清朝考生中进士的平均年龄是37岁，中举人的平均年龄是30岁左右。即便是那些进士，也要经过20多年的读书应试岁月。在漫长的读书生涯里，一次的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情景每隔三年就要重演一次，它给个人、家庭带来的压力和负担不可小视。
参加科举的绝大多数人，必须饱尝屡试不中的痛苦，每天在失意中怏怏不乐，感受人生的灰暗。
出路在哪？
宋代以来，广开科举。到明朝前期的公元1400年，估计在大约6500万人口中有3万生员，几乎每2200人中就有一名生员。清朝中期的1800年，在1.5亿总人口中约有50万生员，也就是说每300人中就有一名生员。即便生员的占比有大幅提升，但在僧多肉少的情况下，想要获得一官半职简直难如登天。
虽然有志于功名的人，大都是富人，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士子的进取心会慢慢消磨，脑力和体力也会逐渐退化，加上双亲渐老、家境中落，朝廷的补贴并不能弥补举业的开支，富人家里也没有余粮了，生存的压力自然浮现出来。忙活了大半生的读书人，就要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
有的人即使沮丧，也抱着当官的志向，依然谋划着卷土重来，他们的选择是终老考场。有的人认识到自己的无能和不幸，就此弃举，另谋出路。他们或作幕僚，或从事私塾教育，或务农、经商，最终还是融入进社会的下层。
大部分举子是去做塾师，以教授童蒙为业。《儒林外史》中的周进便是一位久困科场的士子，他已经60多岁了，苦读了几十年书，一无所成。考到胡子都花白了，连秀才都不曾做得一个，为了生活，只好到薛家集去当私塾教师。同样出名的还有《水浒传》里的吴用，《红楼梦》里的贾雨村。对于落魄失意之人，以笔为耕，开垦几亩砚田，也算是旱涝保收。
士子们在无望为官家服务的境况下，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受雇于私人，做他人的幕宾。他们常常要处理刑名、钱谷、账房等具体事务，具有比较专业的技能。可是，此类的营生因为常常要和钱打交道，一般被视为好逸恶劳、不安贫乐道的产物，容易坏人心，因此幕宾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
不过做幕宾要比当教书先生好些。如果做得好，配合时代机运，依然还有向上爬的机会。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就是崛起于幕府。绍兴师爷也遍布“天下衙门”，成为地方的一大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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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师爷。图源/影视剧照
在生活面前，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姿态。如果说做官是读书人的正路，学术是读书人的追求，那么，在仕进无门的士子眼中，三教九流虽是“斯文扫地”的岔路，却也是人生的出路。行医、帮闲、算命、胥吏、账房、卖字卖画，各种极具烟火气的行业接纳着无法上进的士人，读书人的分化也更加严重。
所谓士，已经无法成为一个阶层了。
当然，有的士人既有才华又有野心，却因为科举被阻拦在仕途之外，他们从失望走向绝望，从绝望走向反抗。这类科场落第者，或贩卖私盐，或参加 “邪教”，或揭竿而起，成为社会的反动者。
最有名的就是唐末的黄巢。他在饱尝科场失意的痛楚后写了 《赋菊》诗一首：“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最终竖起了起义大旗。黄巢的起义军中收容了不少失意的士人，他们替起义军起草了一篇檄文，指责朝廷的黑暗，特别是为失意的士人鸣不平，指控科举压抑人才。
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早年为广东花县童生，屡试不第，于是气愤不平，高吟反诗：“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 飞腾六合定乾坤。”并大声喊出: “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士吧! ”在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中，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豫王胡以晃，以及末期的干王洪仁玕，均为科场失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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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举反叛者的洪秀全，还是没有走出历史的循环。图源/影视剧照
科举，既是他们心中永远抹不掉的痛苦，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结。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立即大开文武科取士。即便他们说要革除科举弊端，敲碎了原来的构造，实际上也只是拿起那些碎石，照着原来的样子，重新修了一把向上的梯子。一把陈旧又崭新的梯子，正如科举制一千三百年僵而不死。
这把梯子最大的问题恐怕并不是它的质量，而是这世上只有科举这一把梯子。通过读书，人们有平等的机会，机会也向社会大部分人开放，各阶层的人可以通过梯子上下流动。可是科举之外呢？所有人全都禁锢在底层，不能稍有逾越，想要走动，依然必须爬到这把梯子上去。
不读圣贤书，就没有前途；不学八股文，就没有未来。当这种中第当官的制度成为社会唯一的高价值之后，再宽阔的大门也会变得狭窄。这样的社会，永远只会诞生两种人：少部分的天之骄子，以及绝大多数的社会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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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宫崎市定：《科举》，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
陈宝良：《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祝尚书：《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文史哲》，2004年第2期。
杨念群：《痛打“时文鬼”——科举废止百年后的省思》，《清史研究》，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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