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理念对谋略智慧的影响
谈中国古代哲学，最常谈到的论题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观念具有最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对世界做出的重大贡献，是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哲理观念。天人合一观念表现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从生活常识到哲学境界，从山水画到园林艺术，从建筑到医学，从道家到儒家，再到禅宗，从《周易》到《淮南子》，再到《春秋繁露》，都表现、述说着天人合一的理念。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说，天人合一是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原载《新亚月刊》》）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越发显示出它的巨大魅力，人对自己，对自然，对宇宙，对与世界的关系新的认识，正在发挥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刻理念，在更深刻的角度认识人与自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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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画像
中国古人的理念中，人生和天命是统一的，人类生生不息，天道运行不息，人是“小周天”，天是“大周天”，同在宇宙的运行之内。
天人合一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人的视野中，天与人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是联系、互动、对应和矛盾的两个方面，在这一矛盾体中，上苍与人类，外界与内心，外物与心灵，大与小，等等，都是对立统一有机要素。
人生活在自然宇宙之中，人是自然之灵物。没有自然，也就没有人，没有人生活的环境；而没有人，自然便失去了被认识、觉察、把握的意义，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
中国古人对自然宇宙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在远古时期，先民们对天有极大的敬畏心，认为天对人有绝对的支配作用，人在天面前缺乏主动性，先民们希望靠神秘的力量来祈求天神的保佑，那时是巫术盛行时期，祈巫保佑是那时的流行观念，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先民们眼里，天神和人一样，是有灵气的，有求或许会有应。
由巫术时代进入神话时期，中国古人已不满足于被动地祈求天神，不再不被动地听天由命了，他们想在天神面前表现出主动性，他们希望能利用人的力量，比如通过想象力来影响天，所以，当时的人们创造出很多世界上不可能有的神话，在想象中制天命，用之于保佑人，帮助人。
从神话时期进入祭祀时期国古人与天统一的新途径，不再满足于通过神话想象力来主动影响天命，把祭祖作为重要的活动，将祭祖和祭天结合起来，相信去世的祖先们能帮助活着的后代去影响天命，替后代求天神保佑。在中国古人意思里，祖先如天神，所以，中国古人的祭祖方式特别仔细、隆重、神圣，求祖先更亲切，更方便，更有效，通过去世的祖先，人与天更容易统一，天与人更近了。
在哲学理论上，“天人合一”这一概念，虽然是由北宋张载才明确提出来的，但是，在《周易》里，已经有关于天人合一的非常深刻理念，这也是以后各家各派进一步发挥天人合一观念的重要源头。
《周易》肯定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地、人三才是一个统一体，对于六画卦，《系辞传》在解释其意义时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周易·系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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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
具体说，《易经》六画卦正是表达了天、地、人三才是统一的，是同构于一体的，在初、二、三、四、五、上六画中，五、上在上代表天，初、二在下代表地，三、四居于中间代表着人。
同时，六十四卦的排列结构，也含有天、地、人三才的意义。乾坤两卦居于首，乾之本性为“健”，刚健进取；坤之本性为“顺”，顺而适之，乾坤一体，天地合一，创化万物。其余六十二卦，便是代表万物，人和其他万物一样，也是天地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天地是和谐统一的。
当然，《周易》在说明人与万物一样是自然一部分的同时，也肯定了人是区别与天地和万物的，人是有灵之物，人能觉察、意识和认识自然，能认知天地万物。《周易》便是借以认识世界的方式，《系辞传上》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周易·系辞》）易之道反应了天地之理，所以，有助于认识自然，认识天地。《系辞传上》还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周易·系辞》）
《周易》有助于圣人极深研究，探究万物变化的幽深玄妙，了解事物演化的细微之处，以通识天地，知天下之道。《周易》由此来肯定人为万物之灵，人能认知天地，能知解万物之精妙，人能知天识天，人能与天和谐。
最后，《周易》肯定了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性，天和地皆有其运行规律，而且是相应相通的，“豫卦”《彖传》说:“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周易·彖传》）天地顺动，方能日升月落、旦暮晦朔，四时交替，井然有序；人顺动，便刑罚有度，民众顺服，社会安详，政通人和。“颐卦”《彖传》说：“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周易·彖传》）“咸卦”《彖传》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周易·彖传》）这说的都是天道与人道顺动的道理，这也是后来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核心理念。
所强调的天道与人道一体两面的理念，奠定了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易传》讲“太《周易•易传》极”之生生不已，讲“一阴一阳之谓道”，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易传》），]所强调的就是天道与人道皆是生生不息，周行不殆的。《易传》所说的天道人道运行的是不息的气，而《中庸》则从更具儒家思想特征的角度阐述天道人道，《中庸》强调一个基本点：“天命之谓性”，不讲生化发展历程，不讲阴阳演化，而是天道人道皆有一性，那就是“诚”，诚是天与人相通的根本点，《易传》讲自然之化，《中庸》讲德性之诚，这就是后来天人合一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两个方面。
董仲舒发挥了《中庸》的观点，在汉代理论背景下更仔细地阐述天人合一观点。
董仲舒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在董仲舒看来，天是一个能够喜怒哀乐的天,与人是能互相感应的，天会给人以吉凶祸福，人的行为也会影响天， 天与人可以互相感应，两者是一体的。人有喜怒哀乐，天有四季、阴晴。董仲舒天人合一观念包含四层意思，第一是天与人皆是由气组成的，气是天人合一的基础；第二是天与人有相同的结构，构成极为类似；第三，天与人是相互感应的，互动的；第四，在天与人之间，天更主动，人顺应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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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画像
其实，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有两个基本点，第一，以阴阳观念论证天人感应是必然的，，他说：“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天人合一在董仲舒这里是天与人同有阴阳，同构感应。天有春夏秋冬循环更替，人喜怒哀乐因事而现。第二，天道以阳主阴，阳为主，阴为从，阳为阴纲，相应的，在人道上，也有阳为阴纲的体现，这就是，君臣关系上，君为阳，臣为阴，君为臣纲；男女两性关系上，夫为阳、妇为阴，夫为妇纲；父子关系，父为纲，子为阴，父为子纲。这是董仲舒的“三纲论”。
董仲舒的论述是：“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天道影响人道，人道从属于天道，这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真正理论目的，董仲舒继续论证说：“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圣人按天道行事，庆赏罚刑，正是为君王者的德性，也是《中庸》所讲的德性之诚。
讲天道，说人道，董仲舒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广他的儒家王道德行，以天之道来论证“三纲”的合理性。
如果说董仲舒沿袭的是《中庸》讲天人合一的路向，重视天道人道的德性本质，那么，北宋理学家张载发挥的却是《易学》天人合一观点，以气来解释德，解释诚，开宋明理学气学之源。
张载在批评佛学理论时说：“释氏语实际，乃知道者所谓诚也，天德也。其语到实际，则以人生为幻妄，以有为为疣赘，以世界为阴浊，遂厌而不有，遗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诚而恶明者也。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彼语虽似是，观其发本要归，与吾儒二本殊归矣。道一而已，此是则彼非，此非则彼是，固不当同日而语。”（《张载集》，第65页）
张载的这致诚致明的天人合一之道是什么呢？就是与佛学视人生现实为虚妄的观点所不同的天道自然之气，在张载的元气论里，致学诚明与太虚之气是统一的，是天人合一的基本内容，气之所在，天道与自然，天命与心性，神化与诚明，皆是统一的。
所以，张载继续说：“大率知昼夜，阴阳则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则能知圣人、知鬼神。彼欲直语太虚，不以昼夜、阴阳累其心，则是未始见易；未始见易，则虽欲免阴阳、昼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见，又乌能更语真际！舍真际而谈鬼神，妄也。所谓实际，彼徒能语之而已，未始心解也。”（《张载集》，第65页）
知昼夜、阴阳才便能知性命，知性命便能知圣人，知鬼神，离开了变易的阴阳之气，便无从了解真际，根本点在于“太虚即气”。
张载被认为是宋明理学的理论开拓者，张载以气来解释天道人道相通，解释天命人性的统一，这一解释天人合一的理论框架，在宋明理学各派理论中有典型性，与张载差不多同时期的邵雍以数的秩序来解释天道人道；程颢以理来解释天道人性，认为是统一于人心；程颐也坚持理的统一性，释天道人性为理，他说：“称性之善谓之道，道与性一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见《二程集》第1册，第318页）
在阐释天人合一的理论中，还有一种观点很值得重视，那就是《黄帝内经》的观点。
《内经》阐述了中医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天与人是相通的，天与人同气相求，同类相应，同构对应。天与人，顺则为利，逆则为害。
《内经》认为天与人有互相呼应的气，《内经•素问》说：“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气交。曰：何谓气交？曰：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素问•六微旨大论》）
这就是说，人与万物生于天地之气的交应变化之中，人气顺天气，则能生长壮老，万物气顺，则能生长化育。人与天地万物相通，气是交流呼应的。
《内经》所阐述的天人合一理论不仅是古代中医学说的核心理论，而且也是中国哲学解释人与天地万物关系的基本观点，天人同构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基本特色，人与天的同构对应关系是中医取象比类思想的精彩体现，也是人的生命过程及其运动变化规律与自然的运行规律相统一的理论表现，中医理论认为，人是小宇宙，而天是大宇宙，大小同构，相互对应，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体的变化，只有在与大自然的统一中才能得到深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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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
中国古代文化中，天人合一理论异常丰富，中医学说方面的天人合一说很深刻，但是，最精妙，影响最大的还是道家的“天人合一”理论，它最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古典哲学关于天人合一理论的基本精神。
道家“天人合一”理论有很多具体论点，而最重要的有三层涵义，第一层涵义，说的是道家与儒家理论立场不同，儒家论天人合一其归结点在于德性，论天道，讲人道，真正关心的是德道，是纲常伦理。在儒家看来，德性以天道为依据，是人道之本质，天人合一归根结底为了推行仁德理论；而道家论天人合一，强调道为天地之本，并论述了天、地、人三者的统一，道家论天地，究天人，为的是释道，道是根本。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在老子看来，天、地、人，世间万物都是由道化生而来的，都不能离道而独立存在。其实，老子的这一观点，与《周易•系辞上传》的观点有相通之处，《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周易•系辞上传》）老子和《周易》，讲的都是宇宙的生成演化模式，都是在解释世间万物生化发展的本源，老子讲的“道”与《周易》所讲的能生化出“两仪”的“太极”是非常相似的概念，只是儒家将《周易》的观点向德性，向纲常伦理方向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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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画像
第二层涵义，讲的是道家的根本理念，老子所讲的“道”，既是世间万物变化发展的本源，同时，“道”的运行规律是自然而然的，所遵循的是一种本然状态。正是基于这本然状态，道家展开它的一系列重要观点，比如“顺其自然”“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等等，遵循道之本然，当然就要顺其自然；想要顺势而为，就是要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只有顺势而为，方能以弱胜强。“道”之自然而然这一基本特点，表明了道家所讲的“天人合一”中的“天”，不是现代人理解的“自然界”，而是指“自然性”，是一种本然状态，所以，天人合一，就是强调人要遵循自然本性，遵循本然状态。
第三层涵义，说的是道家顺其自然这一基本特点的积极意义，顺其自然不是被动附和，不是不作为，虽然顺其自然包含着“以退为进”“以柔克刚”“无为而治”等看似被动的含义，但是，顺其自然是要主动去“顺”，积极去遵循本然，而不是消极被动，不是因循等待，不是没有原则地去适应，顺其自然是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的。
老子在《道德经》里讲：“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所强调的就是要辅持万物，让其按照自然本性去发展，不要随意去改变它。顺其本性，就是不加干预。
显然，这种“不敢为”并非是无所作为，而是一种更真正的积极有为。道家重要典籍《淮南子》解释“无为”时说：“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己出也。”（《淮南子•主术训》）这就是说，“无为”并非不行动，并非什么也不做，而是应当克服自己的主观性，不要凭臆想去改变事物，做到“莫从己出”。
《淮南子》还说：“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故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也。”（《淮南子•修务训》）即是说，个人不得将意愿入公道，也就是不能干预自然；个人嗜好和欲望，不能影响事物变化的规则，这也是就是“循理而举事”。
这是积极的举动，不是无为，而是更积极的有为，循理而为，顺其自然，以积极行为促使事物按本然规则发展，这就是道家所强调的基本运行规律。
以上三个层次是理解道家天人合一理论的基本要点，弄清楚这些涵义，也就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老子的名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 25章）道家理论的基本特征，就是强调顺其自然，强调去掉人的主观臆想，顺事物之本然，回归自然，人与才能达到与自然合一，这便是遵循自然本性。
道家关于天人合一的观点，老子的继承者庄子那里，也有很深刻的说法，庄子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庄子 ·秋水》） 应天命，顺自然，人是不能干预天的，而是要遵循事物发展的本然状态。庄子还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 ·齐物论》）人与自然统一，顺其自然，这就是道家天人合一的真正含义。
综上所述，中国古人关于天人合一的理念既是中国哲学的理论境界，而且又是一种思维方式，强调的是顺其自然，人与自然统一，遵循本然状态，同时，也强调人道天道统一，统一于德性。
中国古代谋略，就是把天人合一的这种观念作为是谋略学的基本方法，古代谋略文化把天的因素，包括天道、自然、运行规律等，与人的因素，包括人间、人事、人伦等统一起来进行考察，以天与人统一的谋略理论框架去思考各个方面、要素，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因素，顺势而为，谋划未来，趋利避害。
天人合一理念在各家各派的谋略学说中都有明显的体现，比如，合起来考虑，从天时、地利、人和相结合的角度去思考事物的发展。
最浅显的智慧例子是中医根据天人合一思维方法来治病，中医学认为，人与天同样贯通着气，人体是小周天，天地是大周天，气通于二者之中，所以，中医学把人体各部位，天地各处，都视为一个统一体，所以，天地的变化时时影响着人体变化，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是受到天地自然因素改变的影响，中医治病强调的是因地、因时、因人而制宜，所以，医师对疾病的问诊、开药、煮药、治疗、康复等个环节，都要考虑时间、地点和具体的人，非常仔细的对人进行医治。
医师看病，从“四诊”，即望（观气色）、闻（听声息、嗅气味）、问（询症状）、切（把脉象），到开药、用药、治病，都要根据时令季节的变化来进行，顺应自然，绝对不能逆时令季节而动，比如，属于阳性病证 “能冬不能夏”，适宜于冬季治疗的病在夏天便可能恶化；反之，阴性病证“能夏不能冬”，适于夏天的冬天可能恶化。医治病痛，要适时令季节变化而用药，如果需要，有的病甚至可以“冬病夏治”或“夏病冬治”。这便是因时的说法。
至于因地制宜，说的是要根据地利因素来治病，选择有利于病人治病的地域环境，采取相应的医治方法。比如，外感病因地不同，症状也不同，高寒地域的患者更多表现为寒在外而热在内，治疗时宜散表寒而清内热；低洼湿热地带的病人，更多的是气泄于外而寒盛于中，治疗时宜用敛气温中之法。中医与西医不同，西医治病是同病同药治，而中医讲的是“同病异治”。
中医讲人体要适应于四时五季，一日之中，朝、昼、夕、夜对于养生是不同的，如早上气温较高，适宜于运动，而夜晚气温降低，人该好好的睡觉。再如，“五腑”对应“五季”：肝脏对应春季，心脏对应夏季，脾脏对应长夏（夏末秋初）肺脏对应秋季，肾脏对应冬季，养五脏，要选时节。
因人而宜就更具体了，不同年龄、性别的人，不同体质的人，不同地区的人，不同病情的人，同一患者病情轻重，等等，具体人有具体的患病状况，需要非常具体的医治办法，甚至同一个人在身体的不同部位，皆有其具体的治疗方法，治病，需要有的放矢。
《医原》曰：“人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于天地间，无处不与天地合。人之有病，犹天地阴阳之不得其宜。故欲知人，必先知天地。”（《医原》）这说的就是天人合一的理念。
儒家著名的“比德说”，也是将人与天地比喻为有共同点的，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中庸》曰：“天命之谓性。”既是用天命来说明人性，同时又是德性来解释天之本性，既将人性视为是天授予的，又将天人性化了。
兵家也用天人合一来比喻，《孙子兵法》曰：“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军事行动这人事方面的事与水的自然形势有相通之处，用兵之法犹如流水一般，没有固定的形态，流水因地形而变化，顺形而下，用兵之法，没有固定阵形，要依敌情变化而变化，只有因时因地制宜，根据敌情变化而相应地排兵布阵，利于不败之地，这能称为用兵神妙。
用兵方法，要用天人合一的思维，所以，《孙子兵法》在说明这“兵形象水”时又说：“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这说的是金木水火土五行是相生相克的，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不可能有永远不败的将军；春夏秋冬四季不可能像一直处在一个季度上一样，日光照射有长短，月亮有圆圆缺，事物都会发生变化，用兵也一样。
在各种各样的说明天人合一的解释中，中国古人的“天时、地利、人和”理论是最精彩的，谋略的重要原则之一便是顺天时，应地利，聚人和。
孙膑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孙膑兵法·月战》）取胜之道，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缺其中任何一项，即便是勉强胜利，也是会有遭殃。
天时，指天机，时机，机遇，天气状况，时令季节等；地利指地缘环境，地利条件，地方特色等；人和，指人缘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协作，合作等。
古典小说中，经常讲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故事，而最典型和精彩的就是《三国演义》中讲述的故事，罗贯中就是按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则来喻说“三国”的，曹魏占天时，孙吴占地利，刘蜀占人和。以曹操为代表的曹魏集团，顺天时，体现革新力量，挟天子以令诸侯，开放的政策，宏大的战略，实用的谋略，精兵强将，最终取得了胜利；以孙权为代表的东吴集团，占地利，拥有江东的富饶区域和有利的地形，丰衣足食，日子过得不错；以刘备为代表的刘氏集团，起步虽比较晚，但刘备竖起仁义大旗，善于收买人心，礼待人才，三顾茅庐得卧龙先生，不以貌取人重要凤雏，诚以任将，拥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五虎上将，刘备的人缘极好，但未能顺天时，刘备亡于白帝城，诸葛亮累死在五丈原，傻阿斗刘禅当了俘虏。
在罗贯中看来，天时、地利、人和的三个因素中，占天时是最重要的是，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曹操顺天时，曹魏政权最终获胜了。可是，被称为儒家的“亚圣”的孟子，却认为在三个因素中，人和是最为重要的。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
孟子这一段话是关于天时、地利、人和的非常重要的一种解释。总的观点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内墙三里，外域七里，攻而不胜，是因为虽遇上好时机，但地理条件却不行；城高河深，器物尖利，粮食充足，但守城者弃城而去，这是因为地理形势虽有利但缺乏人心所向；想不让民众离境，不能靠划疆定域，巩固国防不能靠山河险要，威慑天下不能靠武器锐利。有道义上的优势，方能得到大众的支持，失去道义上优势，就会众叛亲离，只有获得大众支持，天下民心才会归顺他，有天下民心的支持，对付众叛亲离的人，自然是会获胜的。失去民心，即便是有了地理优势，也必然会失败，所以，君子不战则已，战就一定要胜利。
中国古代谋略学十分重视天时、地利、人和的理念，谋划一件事，总是从顺天时、应地利、聚人和的各方面去考虑，时机、地势、人心，这对于实施策略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
顺天时是非常重要的，古人对天时条件极为重视，传出下来的俗语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对于谋略策划者来说，天时既是天机、时机、机遇等，又是自然运行规律，天气条件等，人是应该多谋划，积极行动，但是，要成功，还是需要顺应规律，遇上好时机并抓住它。
应地利当然也是很重要的，谋略策划者重视“地利”，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注重所谋划行动、事件的地理条件，另一方面是地方的特色，地缘因素其实应该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在这环境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具体生活习俗特点。现代人讲的“接地气”，就是包括落实到实际和切合当地特色两个意思。一个谋略方案，自然是要“接地气”，要切合实际，要符合地方特色。
聚人和更是谋略策划者非常重视的因素，俗话说：“事在人为。”事情是靠人去做的，人是所有活动的关键因素，所以，人的因素，人缘关系经常成为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谋略策划者在筹划方案时一直是重视“聚人和”的。
聚人和包括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协作、合作，包括聚集民心，加强凝聚力。民心所向是成功的保证，一个群体，有了向心力才能力往一处使，把事情办成。
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谋划活动都是在谋人心，筹划着如何让民心能有所向，让民心能聚向有利于谋划者的活动目的的方向上，民心所向，成功的概率就大得多。
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得民心者得天下”。
《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推行礼仪，就在于以和为贵，古代君王的治国理政之道，这是最值得赞赏的。儒家把“人和”看成是礼的最重要的应用，看成是君王的治国谋略的要领。
关于地利，《左传》讲：“先王疆理天下，物（视也）土之宜而布其利。”（《左传•成功二年》）君王拓疆封土，只有选择适宜的地方才能得其利，占领有利地形,便更有取胜的把握。谋略家的谋划，选择有利的地缘条件极为重要，军事家把选择有利地形看成是制胜的要素。
关于天时，人们一般都会将其与“运气”联系在一起，认为遇上好时机，便是运气来了，而获得天赐良机，便能“得天独厚”，有了成功的把握。但谋略家们筹划各种活动，不会被动地等待时机，而是通过积极的准备，创造条件寻找时机，如此一来，便更有机会遇到好机遇，所以，“顺天时”不是被动的而应该是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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