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密云的“蜂博士”：带蜂农过上“甜蜜”生活
https://p3-sign.toutiaoimg.com/pgc-image/SdCDsaWGhC2f9U~tplv-tt-large-asy2:5aS05p2hQOaWsOS6rOaKpQ==.image?x-expires=2010627585&x-signature=kpEN3Yjkg2i7cGUnusMAd9t0VNE%3D这次的蜂群有些凶。如果是20年前，焦躁的蜜蜂可能会让罗其花满脸浮肿、眼睛眯成一条缝、嘴巴也像香肠一样高高隆起，但现在，她半蹲在蜂箱旁查看蜜蜂，任由它们绕着裸露的手臂打转。
在蜜蜂的世界里，罗其花感到安全。
2001年，她从贵州山区考到福建农林大学，蜜蜂既是家乡屋檐下的玩伴，又是被置于学术框架下，接受学者们严谨审视的科研对象。越来越深入的接触让罗其花对蜜蜂产生了强烈兴趣，她一路读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的博士。
2011年，罗其花拒绝了时为美国农业部蜜蜂所所长的深造邀请，拒绝了其他科研院所的工作机会，留在了距离北京主城区100公里外的密云区园林绿化局，参与成立蜂业管理站，并在此后成为站长。
蜂业管理站主要服务于蜂农，推广蜂业新技术以及新品种等。10年过去，在罗其花的耕耘下，密云区蜂产业一改最初分散薄弱的状态，成了改善当地生态、带动农民增收的“金字招牌”。
今年4月27日，39岁的罗其花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6月17日，她又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我不后悔留下。”罗其花说，“发展蜂产业就是我的事业，一个不倦追求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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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密云区上峪村，罗其花在一处蜂场查看蜂种。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蜜蜂精神
57岁的蜂农王春花第一次看见罗其花就记住了她——个子小小的，说起话来一句赶着一句，“一点儿架子都没有。”她愿意喊罗其花“妹子”、“小罗”，尽管更多人叫她“罗博士”。
罗博士是密云园林绿化局目前唯一一位取得博士学位的干部。
她常为蜂农开设养蜂讲座，今年因为疫情，罗其花还做过线上直播。每逢讲课时，王春花和丈夫、儿子都会特意赶去听，“我们都能听得懂，回来还要再相互讨论，能学到特别多新知识。”
罗其花也是王春花家里的常客。每次来访，罗其花都会先去查看屋外的几百箱蜂，她不戴手套，掀开蜂箱盖，抽出其中一个铺满蜜蜂的蜂框，伸手捏起一只查看。和蜜蜂打交道20年，蜂针的攻击性也只剩下疼。
更多时候，她只是忙碌地什么也顾不上的罗其花。
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响。蜂农的日常事务、养蜂技术推广、下乡检查指导蜂农工作、受理蜂农们的投诉、培训蜂农……即使坐在罗其花的对面，也很难完整地和她说上几分钟的话。
高利梅刚到蜂业管理站工作一年，但看到罗其花总是在加班，她不止一次问过：这小身板能受得了吗？罗其花总是回上一句：“没办法，工作多你不能不干呀，其实都一样。”
最忙的时候，罗其花把刚进一年级的儿子忘在了校门口。那天下午她在市区开会讨论，下午快6点时，她才想起本该在40分钟前就接回孩子。屋外大雪纷飞，班主任接到电话后赶忙查看，但没发现孩子的身影，罗其花赶忙打电话给生病的公公，最后在学校的院子里发现了蜷在一角躲雪的儿子。
“特别对不起他。”罗其花低头搓着手指，丈夫在市区上班，接送孩子的任务只能交给罗其花，但她又往往需要拜托其他家长帮忙照应。“孩子很重要，家庭很重要。”罗其花骗不了自己，有一段时间她想过干脆辞掉科长算了，“去做我的好妈妈去，但一个人的追求和价值感也很重要。”
为了建设繁育基地，她可以每周至少两三次往锥峰山林场跑，有时坐公交车，有时坐蹦蹦车，秋天的时候入夜早，罗其花还要顶着夜色从深山沟里一点点走出来；为了洽谈合作事宜，她也可以在怀孕8个月时，坐19个小时的长途火车奔赴吉林。
罗其花称之为蜜蜂精神——任劳任怨，目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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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密云区上峪村一处蜂场。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留在密云
罗其花有过其他机会。
2011年5月，时为美国农业部蜜蜂所所长的杰夫·佩蒂斯（Jeff Pettis）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间实验室，特意来听罗其花对自己论文和实验的介绍。
小蜂螨，一种寄生于蜜蜂幼虫和蛹体的残酷病害，一个冷门的研究方向，这是罗其花的主攻课题，也是杰夫此行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希望我能去美国读他的博士后，一起合作研究小蜂螨。”罗其花说，美国没有小蜂螨，杰夫愿意让她留在中国做实验，经费则由他来承担。
“我不去。”罗其花拒绝得很干脆，“我已经29岁了，要先成家。”杰夫感到惊讶：“你可以把男朋友也带去，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解决他的就业。”罗其花还是拒绝了。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觉得科研虽然高大上，但不接地气。”罗其花解释，很多科研结果很有用，但实际上就是没人用，或者用不了、不知道怎么用。她做了很多关于预防、治疗病害的研究，但农民没有渠道知道，如果能把它拿到基层推广起来，才能真正解决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
拒绝了美国，“留在密云”依旧不在罗其花的考虑范围。
蜂业人才稀少让即将毕业的罗其花格外抢手。除了美国，各地农业院校也向罗其花递来橄榄枝——家乡贵州的学校甚至承诺给她一套80多平方米的新房，其中也包括正在参与申办国际养蜂大会的密云生态建设发展研究中心。
“就回贵州吧。”那是罗其花最难挨的一周，她必须做个选择。
她知道密云很好，读博士时，罗其花第一次到密云考察，一路上树枝舒展，还有一条河从城里穿过，蜂养得也不赖。由于国际养蜂大会的申办，罗其花又有几次机会进入时为密云县政府的办公地，但与罗其花要回家的决心相比，这些吸引力并不足够强烈。
准备离开北京的前一夜，罗其花在宿舍没睡着。东西都已打包好，就等着天亮出发。
半夜11点多，罗其花给尽力挽留自己的时任密云生态建设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广文发了一条短信告别。凌晨2点多，她竟收到了周广文的回复：“我们已经到了你们宿舍楼下，给你搬被子，天亮以后我们就上楼来把你的被子拿走。”
此时的周广文正在宿舍楼下的商务车上，他和司机在车上睡了一夜。时为密云县县长的王海臣也打来电话劝她再考虑考虑。
“他们的真诚感动了我。”罗其花就这样“冲动”地决定了，商务车拉着她的行李直接奔向密云。“准备好出发了吧？”在车上，罗其花接到了当时的男朋友、现在的丈夫的短信：那时他还不知道，罗其花就这样改变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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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密云区上峪村，密云区绿化局蜂业管理站站长罗其花。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如果罗其花愿意，她可以一直留在密云生态建设发展研究中心，这里有更好的升迁机会。
2011年，国际养蜂大会申办结束后，周广文建议罗其花暂时放下蜂产业，转做生态。这让罗其花感觉“像在空中悬着”，干了两个月，她决定离开。
“我从本科起就研究蜜蜂，不从事这个专业，心里会觉得愧疚。”罗其花找到时任密云县副县长的蒋学甫：“您当初让我来就是做蜂产业的，我要去做和我专业相关的工作。”
这是个很“傻”的决定——放弃一条更简单的路，去一个尚无规划的新部门，但罗其花甘冒风险。她带着朋友们的反对和上级同意成立蜂业管理站的承诺，从政府大院迁到了园林绿化局。
罗其花的新办公地在园林绿化局二楼厕所斜对面，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白天，罗其花坐在唯一的桌旁，琢磨未来十年的密云蜂产业规划。到了晚上，这里就成了局司机的休息室。
为了摸透密云的情况，罗其花查阅大量资料，自己下乡调研，从城区到村子路途遥远，她只好蹭着其他部门的车。作为冷门产业，蜂产业自然难以得到财政扶持，罗其花便和同事马大姐拉着财政主管领导考察、科普、讲她们的规划。
直到2012年10月，蜂业管理站才正式获批成立。中间这七八个月，没有人告诉她该做什么、怎么做。彼时的密云蜂业还不成规模，“既然这里啥也没有，我就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蜂业管理站获批后，罗其花和同事终于得到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2012年开始，蜜蜂通过授粉促进生态发展也引起了重视，密云蜂产业也得到了扶持政策的青睐，财政投入资金慢慢从最开始的20万、30万发展为两千多万元。
这期间，密云全区养蜂规模由2011年的蜂群4.7万群，蜂农662户，发展到2021年的蜂群12.35万群，蜂农2145户，蜂产品公司2家，养蜂专业合作社26家，从业人员近5000人的规模。
蜂产业已是密云的特色产业、标志产业和富民产业，罗其花的“十年规划”正逐步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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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密云区上峪村，一只蜜蜂在采蜜。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为蜂农服务
高利梅觉得，罗其花能将密云蜂产业带动起来，离不开她的“宗旨意识”：“她的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蜂农服务——怎么样对蜂农有好处、怎么样能实现蜂农的利益，她总会先站在蜂农的立场上去想。”
2018年，蜂农刘博（化名）曾多次找到罗其花，询问养蜂的致富方法。
刘博曾在监狱服刑。其间他偶然在一本养蜂杂志上读到了罗其花的文章，自此萌生了养蜂赚钱的想法，“我出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罗其花，让她教我怎么养蜂。”
回到密云后，刘博向当地镇政府申请补助，“镇政府就给我们打电话，说他想养蜂，能不能给他点儿蜜蜂。”罗其花了解到他是低收入户，便给了他每群2万只共30群蜂。由于没有技术，也无人帮助，刘博前两年只赚了几千元，第三年遇到旱情，养蜂保险的赔偿也没达到预期。
罗其花没有敷衍，约刘博到办公室聊天，“他跟我聊他的家庭背景，本来以为养蜂就能致富，但没想到还有技术积累的过程，他觉得大家瞧不起他，所以想赚钱、得到认同感。”
她分析了刘博没能赚钱的原因，给刘博出了个主意：既然你现在养不好蜂，为什么不做授粉呢？把蜂群卖给种大棚的农户，并提供配套服务。
慢慢地，刘博琢磨出了门道，生意从北京做到了全国，在政府的帮扶下，刘博又建起了两个蜂场，结了婚也盖了房。
同样在2018年，罗其花开始向蜂农推广将双箱体蜂箱更换为多箱体蜂箱。
多箱体蜂箱以强群饲养为主，强群比传统方法的蜂量要多，繁殖和储蜜空间要大。采蜜量比传统方法增长一倍左右。而强群饲养不光是蜂蜜量多，蜂王浆，蜂胶、蜂蜡、蜂毒的产量都会有所增加。
作为新蜂农，王春花的儿子刘金良表示愿意尝试，虽然父母舍不得拿出蜂群来冒险。“一群蜂一年能挣1000来块钱，如果失败，就是白白损失。”刘金良知道后果，但还是说服了父亲，拿到了一群蜂。
尝试的第一年，刘金良没成功，直到第三年，刘金良的蜂群规模已经达到了100多箱。为了让更多人接受这一模式，罗其花领导成立10个村集体蜂厂，以刘金良等新蜂农为技术带头人和示范者，用实例推广新技术。
一直以来，为蜂农办实事是罗其花的准则：“你只有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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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密云区上峪村，罗其花在一处蜂场查看蜂种。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我是农民的女儿”
能把先进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技术，带动蜂农富起来，罗其花很有成就感。
“可能也是因为我来自农村，我是农民的女儿。”罗其花不止一次提到，虽然她是1982年出生，但小时候山区经济条件依然艰苦，学校里不同年级的孩子混在一个班，上课的堂屋甚至没有屋顶，抬头就是一片天。
家境稍富裕的孩子有机会去城里上学，但这还轮不到罗其花。她的两个哥哥每人要养2头牛，罗其花则要养4头猪，这样才能在卖掉后凑齐学费。
三年级时，罗其花羡慕地和父亲讲：“我也想去城里上学。”父亲同意了，但前提是罗其花必须每天割40斤猪草，确保4头猪不能受饿。每天天还没亮，罗其花就跟着两个哥哥向城里出发，有时中午只能吃苞谷米饭或是烤个红薯，下午4点放学后，她又要再走1小时山路回家割猪草，冬天的夜晚早早到来，她就只好一路小跑回家，把书包一扔，便背着背篼、拿着镰刀出门割猪草。
4头猪健康地生长，罗其花也考到了省重点高中，父母借钱供罗其花考上了大学。在大学里，罗其花勤工助学，打扫团委办公室和厕所，或是摆摊卖蜂蜜。大三时，她把4000元国家奖学金寄回了家里，让父母买了一台电视机。
“我很珍惜现在的生活。”罗其花并不奢求太多。“很多人说我傻，说我为什么要留在密云做这些，但我其实很知足。”这让她想起作家路遥的《人生》，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
罗其花喜欢读书，这让她短暂从忙碌中抽离出来。有时周末，她还会特意到办公室坐一坐。她曾认真考虑过辞职，但转念一想：“这些是我一手带出来的，离开舍不得。”
一批批人才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只有“蜂博士”罗其花还在。
新京报记者 左琳
编辑 左燕燕
校对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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