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大家，都是尊师敬贤的典范！毛泽东、周恩来、钱学森、丰子恺、华罗庚的尊师故事
小编说教师是我们长大路上的领路人，他们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也目送我们走向更远的未来，在人生长大的旅途中，能得遇一位良师是莫大的幸运。又是一年教师节将至，今天小编分享几位名人大家的尊师故事，一起感受一段段令人感佩的师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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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
你现在依旧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从1913年到1919年，徐特立在湖南一师任教6年。而毛泽东从1913年到1918年暑期毕业，前后共做了5年半的师范生。在这里，毛泽东开始了与徐特立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其间，徐特立渊博的知识、进步的思想、高尚的品德，对毛泽东的学业和思想有相当的帮助和影响。毛泽东曾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
1937年1月31日（农历12月19日）是徐特立60大寿。毛泽东早在1月30日就为老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依旧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徐特立根据工作安排，到华北解放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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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老师徐特立
在撤离延安前几天，毛泽东来到杨家岭徐特立的住处，询问老师需要什么。徐特立的干女儿徐乾知道毛泽东有两个热水壶，考虑到徐老年事已高，一路需要喝些热水，便脱口而出说需要一个热水瓶。毛泽东笑着点点头，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毛泽东走后，徐特立严厉批评徐乾不该向主席要热水瓶，说：“毛主席很辛苦，又在斗争最前线，更加需要，我要什么热水瓶呢？”不一会儿，毛泽东捧着热水瓶来了。当得知徐乾受到批评后，毛泽东对老师说：“徐乾做得对，不应该批评，我还要表扬她呢！”同时，毛泽东再三叮嘱老师：“年纪大了，沿途要骑牲口，少走点路。”毛泽东对老师的爱护之心可见一斑。
毛泽东尊师敬贤，对老师关心、爱戴，永做学生的谦虚态度始终如一。
张干是当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一师读书时想开除他的老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当年的老校长张干贫病交加，最困难的时候，竟无米继日。他几次想给自己的学生毛泽东写信，请求援助，但往事使他实在难以启齿。
1951年十月的一天，毛泽东举行家宴，欢迎自己青年时代敬重的师长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和同学周世钊等。席间大家忆一师时自然谈及当时每一位清苦的老师。毛泽东问到了张干和罗元鲲等老师。周世钊有点难过地说：“张干一家六口，现在十分困难。他身患重病，整日卧病在床。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微薄的工资，有时竟几天无以为炊呢！” 毛泽东站起来，用略带责备的目光望着自己的老同学，“惇元，你怎么不早说？对于张干这样的老教育家，应该照顾，应该照顾！”
1952年，毛泽东盛情邀请老校长张干、当年的历史教员罗元鲲及少年时代的老师李漱清、同学邹普勋到北京家中做客，请自己最敬爱的老师们长叙别后之情。
9月21日，罗元鲲、张干一行兴高采烈地来到北京。这次师生久别重逢，毛泽东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始终对老师们尽到了尊敬礼让、躬谨谦和的弟子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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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假如我少年时代没有恩师的栽培，
就没有我个人的今天！
高亦吾是周恩来总理一生感念的启蒙老师。周恩来曾说过：“读书期间，我对高老师的印象最深，受其影响最大。可以说，假如我少年时代没有恩师的栽培，就没有我个人的今天！”掷地有声的言辞中，透着总理对启蒙老师的敬仰和尊重，也彰显出他们之间深如瀚海、高若泰岱的师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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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老师高亦吾
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现为沈阳六中)任教时，高亦吾精益求精、严谨施教，受到广大师生的尊崇和爱戴，这中间也包括入校新生周恩来。高先生看他精明睿智、气宇轩昂且少怀壮志，想将来必成为国家栋梁之才。课下他常向周恩来慷慨激昂地讲述反清灭洋的革命道理；语气沉痛地诉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悲壮之举，使其听得义愤填膺、泪光盈盈……高先生并将中国英烈邹容19岁时写的《革命军》一书赠送给他，使其树立起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信念。
辛亥革命爆发后，高先生率领教师、学子涌向长街游行示威，每走到路口、广场，他便带领师生振臂高呼：“鞑虏不除，民国不立，四万万炎黄子孙誓不罢休！”周恩来彻底觉悟了，返校后当众第一个剪掉发辫，发誓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1913年，周恩来南迁天津入南开中学就读。师生临别之际，高先生寓意深远地为周恩来命字“翔宇”；周恩来则奋笔疾书：“同心努力，前程万里指日登！”署名“翔宇”，表示对“翔宇”的认可和对恩师的敬重。
1949年7月，高先生之子高肇甫遵父遗嘱给在京的周总理写信，历数期间的境况和怀思之情。不久，即接到总理回信，又召肇甫进京，在中南海两人长谈三小时之久。总理得知恩师早已仙逝，辞别人间，不禁悲恸万端，数次泪流满面……
后来周总理将高肇甫安排于政务院档案科工作。周总理一生高风亮节，身在高位从未照顾任何一位亲属，对高肇甫的安排可谓“仅此一人”，由此可见周总理对恩师的难忘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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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高肇甫一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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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17位一生中给予我深刻影响的人，
老师占12位
钱学森曾亲笔写下一份珍贵文件，回忆在他的一生中给予他深刻影响的人，总共17位。这份名单中有1位小学老师， 7位中学老师，其他几位包括他的父母亲、留美教授冯卡门、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
钱学森回忆说，我从1923年到192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念书。那个时代，在北京办学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当时的校长林砺儒先生能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办成质量上乘的第一流学校，实在难能可贵。他实施了一套以提高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觉性。当时我们临考都不开夜车，不死读书，能考80多分就是好成绩，只求真正掌握和理解所学的知识。
我在读书时，没有死背书，看了许多书，但从不死读书，而是真正理解书。
国文老师董鲁安(即于力)、化学老师王鹤清、数学老师傅仲孙、生物老师俞谟(即俞君适)、美术老师高希舜等讲课都各有特色，给我中学时代的数、理、文等课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的美术老师高希舜(后来成为著名的国画大师)，暑假里开办暑期绘画训练班，教画西洋画，父亲很支持我去，我买不起油彩就用水彩学画，也学画中国画，后来我画得还不错。国文老师是董鲁安，他思想进步，常在课堂上议论时弊，厌恶北洋军阀，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伐，教我们读鲁迅的著作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到了高中一年级时，我对用文言文写文章小品特别感兴趣。我们的音乐老师也非常好，上课时，他用一部手摇的机械唱机(当时没有电唱机)放些唱片，教我们学唱中外名曲，欣赏各种乐曲，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等，后来，贝多芬憧憬世界大同的声响，一直在我心中激荡。
几何课老师傅仲孙说，“公式公理，定义定理，是根据科学、根据逻辑推断出来的，在课堂如此，到外面如此；中国如此，全世界如此，即使到火星上也如此!”钱学森从此懂得科学的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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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学老师教给钱学森的，他一直都记得，而且一直感恩老师的教诲。
钱学森对自己的母校充满感情，1955年10月29日，他从美国返回北京的翌日，就到这所阔别20多年的母校看望老师。用钱学森的话来说，在北京师大附中的六年，“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六年”。钱学森还说：“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的六年，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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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我敬仰我的老师弘一大师
“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在丰子恺看来，用“温而厉”三字来形容李叔同先生最合适不过。
“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是上下两块可以推动的）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两块都写好，上块盖着下块，用下块的把上块推开）。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然而在丰子恺的学校，音乐老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缘故。
“李叔同先生为甚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仅为了他学问好，不仅为了他音乐好，主要的还是为了他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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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为弘一大师所绘画像
1928年，丰子恺为祝贺恩师李叔同50寿辰，寄去了自己精心绘制的50幅《护生画集》。10年后，第二集《护生画集》完成，共60幅。李叔同非常高兴，很快为画集配上了文字，并回信：“朽人70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70幅；80岁时，作第四集共80幅；90岁时，作第五集，共90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收到恩师之函，丰子恺回信：“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1973年底，丰子恺终于完成了恩师的重嘱，画完了《护生画集》的最后一集的100幅画，这与他送给恩师第一集《护生画集》时，整整相隔了45年。两年后，老人与世长辞。
“我敬仰我的老师弘一大师，是因为他是一个像人的人。”做一个像人的人，这便是丰子恺一生的追求。他用生命完成了这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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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我的最高学历就是金坛初中毕业
华罗庚1931年去清华大学工作后，每年寒暑假都会回乡，总要登门看望他的老师韩大受、王维克、李月波等以及他的同学、朋友。
1946年夏，华罗庚刚从苏联访问回国，又即将赴美访问。这一去尚不知何日归来，他特地回乡一行。这时，他的恩师韩大受与李月波也在金坛，他立即登门请安。当时金坛各界特别举行了欢迎韩大受与华罗庚大会。会前有人专程前来邀请华罗庚参加大会并讲话，华罗庚第一句话就说：“韩大受先生、李月波先生都在金坛，理当请他们两位讲话，否则哪有我说话的余地！”进入会场时，华罗庚坚持要两位老师走在前面， “百分之百应该是老师走在前面。”华罗庚搀扶着他的老师们进入会场，并安排他们坐在中间，自己坐在侧位。那天连窗子上都挤满了人，大家都要看看家乡出的这位数学天才。当有人称赞他是一个数学天才。他连忙站起来摇摇手说：“我不是什么天才，我是慢慢学出来的，在座的老师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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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在南京的一次数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华罗庚亲热地指着王维克的女儿王振亚说：“她父亲王维克先生还是我数学成绩的第一个赏识这哩！我这位中学老师，他不仅书学好而且在物理学、天文学方面造诣也很深，并且是一个有成就的翻译家，他还是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夫人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哩！”1950年，他在一次出差归来时，见到王维克给他的信，不顾劳累，立即回答，写道：“归后见书函盈尺，但不能不先覆吾师……”
华罗庚对他的母校与家乡怀有深深的感情。他常说：“我的最高学历就是金坛初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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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 人民网、《钱学森》（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化、《华罗庚》（江西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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