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蚂蚁：癌病房
癌病房作者/草根蚂蚁
人生在世，生老病死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上自皇帝总统，下自捡破烂儿的蹶子、卖烤红薯的徐嫂，或者一文不名的草根蚂蚁者也，都随时有可能遇到天灾人祸，罹患大病小症。大家都不得不到医院医治，很多人医治好了出院回家。有的人却病入膏肓，可能会一命呜呼，就此告别人世，从医院走向另外一个世界。所以说，医院这种地方是生生死死，生离死别发生最多的地方，大家集中在这里生，集中在这里死，阴阳两界相隔，却要在医院相邻，生者如斯，逝者如斯，在医院，每天都有“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场景，这样的事情每个人都要经历几次。
凡住过医院或者经常到医院的人都有一种感觉，外面的天再热，医院里总是阴森森的，特别是那些有历史，时间长的医院，老建筑，老门窗，老走廊，老用具，都令人望而生畏。有点想象力的人在这里住院，每天都能构思鬼故事，是啊，“我现在睡的病床，曾经死过多少人？”“多少人是站着走进来，最后是躺着推出去的？”“这病床上的床单、被褥曾经盖过多少死人啊？”“曾经有多少和我一样的病人在这里度过难以入眠的夜晚，一遍遍查数天花板上的那些黑点，对面墙壁上的那些霉斑？一边查，一边想象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就这样，细思极恐，就连每天来给自己打针喂药的漂亮小护士都忽忽悠悠地像纸糊的，来勾魂的童女，那些穿白大褂的大夫们都像催命的无常，有一种难以表述的恐惧感。
前些年，因为父亲病重，在癌病房呆过一段时间。二层小楼，老医院，老病房，地板被脚步磨得溜光，天花板和墙壁一遍一遍的刷上油漆，遮蔽了那些老去的时光与生死的见证。在癌病房里住院的病人，基本上都是被叛了“死刑”的，那些病人、大夫和家属演戏一样的在医院“背台词”，病人们在等待最后的时日，家属们在生死线上煎熬，大夫护士则是画出来的容颜，五官死板板的，那些可疑的笑容和话语特别做作，像故作仁慈的侩子手安慰死刑犯：“没事儿。不怕，不疼，一刀就结束了。”
那段时间，我晚上陪伴父亲，我独自面对走廊的窗户抽烟，空荡荡的走廊好像常常有许多无言的人影轻飘飘的游荡，那些人低头走过，常常在我身后留下一声低沉的叹息。
我写的这所医院在我们的城市是最老的医院，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据爸爸妈妈说，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后来我父亲去世时的二层楼癌病房，最早就是妇产科，我不知道当初我是在哪个房间出生的，若也是在同一个房间，那么，人生的机缘也太“凑巧”了，用生死与共这个词汇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我们都有体会，老房子里的故事多，医院更是如此。
我说的这所二层小楼就发生过许多难以用常识解释的离奇故事。常有迷信的朋友给我讲“小二楼”的故事，有妇产科时期的故事，有癌病房里的故事，现在，这里是法医科，仍然会有耸人听闻的故事发生。
这些故事若只是听说也好罢了，有几个故事是我亲历的事情，所以，我感触很深，过后一直无法忘记。
父亲得的是胃癌，发现就是晚期了，手术后，没有多长时间又复发，我们一直没有告诉他癌症的真相，但父亲心里明镜一样，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遇到险境，他反复告诉我：“箭声啊，这一次爸爸的病来得凶险。”
父亲是一个抗日时期的老兵，生生死死的事情见惯了，一生乐观。他住院的时候，每天都要我扶着他挨着病房“巡视”，与那些病入膏肓的病友们胡扯八道一通，常常是他到哪个病房，哪个病房就有了笑声。
到了后期，父亲基本上是靠药物维持，医院的朋友早已打了招呼，让我们早点准备后事。我们准备了寿衣，放到一个病床下。有一次父亲还问，“那床下的包裹是什么？”我说，“是以前的被褥，准备拿回家。”我觉得，父亲肯定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他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
当时是我和我姐姐轮流值班。有一天姐姐告诉我，病房发生了怪事，“昨天后半夜，走廊里不停的有小孩子们打闹，他们还竟然跑到病房里来，但是只听得到声音，看不到人影。”
我说，“姐啊，你是在做梦吧，深更半夜，癌病房里哪来的孩子啊？”姐姐一直奇怪得很，但我没有当回子事儿。
第二天我值班，晚上我沉入梦境。好像是一个明媚的早晨，阳光透过玻璃，格外的清亮。一队小朋友手拉着手从走廊出去，他们唱着歌，广播喇叭里还有“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的声音，还有轻快的音乐。这群小孩子来到我们的病房，他们拉着我父亲起床。有几个孩子甚至把父亲的送老衣从床下拖了出来，东一件，西一件，弄得到处都是。情急之下，我从床上跳了下来。梦醒后，我看见父亲竟然端坐在床上，而另外一个病床上，父亲的送老衣被一字摆开，整整齐齐的，好像在等待着父亲去穿上。“是谁把这些衣服拿出来的？”我当时既害怕又疑惑，父亲已经到了半昏迷状态，他怎么可能下地去摆弄他的那些寿衣呢？
“那不是他，是谁呢？是我吗？”我的头皮一阵发麻。
我平时睡眠质量很好，极少做梦，但那几天，我在病房的床上一睡觉就进入梦境。
那个晚上，走廊里又有了动静。
外面走廊里不断有人来回走动，并且相互传着话“快，开饭了，吃饭了。”
我探头到门外一看，只见整个病房的人都在走廊排队，那些行将就木的，病入膏肓的，卧床不起的，甚至在重症监护室躺着不能动的都在，拿着碗盆站成一排，相互之间窃窃私语。令人惊异的是，他们的脑袋不是耷拉在胸前，就是仰在后背，好像脖子上的骨头都不起作用。我突然看见父亲也在队伍当中，他把头仰在后背，用两只圆滚滚的眼睛盯着我看。在走廊的尽头端坐着一个黑胖子，穿着一件黑色的袍子，面前摆放了一个大盆，盆里面好像是什么稀饭，每轮到一个人打饭，他都会乘上一勺饭，但他并不是直接倒给他们，而是反复问：“饿不饿？想吃饭吗？吃不吃？吃不吃？”他一边问一边用一根棍子敲打这些人的脑袋，那些被击打的人纷纷回答：“我吃，我吃，我吃。”回答后，他们的脖子好像就有了力量，耷拉在前或者仰在后背的头颅在渐渐恢复原位。这时，那个黑胖子会更加猛烈的拿棍子打他们，并咒骂：“就他妈会吃，吃死算了，我让你吃，我让你吃。”有的人被击打的头颅又耷拉下去，手里端着饭却无法进食，急得在走廊里东跑西窜。有的人善于躲避，头颅成功恢复原位，就兴高采烈的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像是中了奖一样兴奋。我看见我父亲就端着一碗饭躲在墙根，避开了黑胖子的击打，精神焕发的在吃饭，父亲吃得那么香甜，我想也是，他得的是胃癌，晚期是滴水不进，饿了那么长时间，已经瘦的皮包骨头，现在终于能吃饭了，他肯定要多吃些。我还暗自为父亲高兴，心里面那些压抑的阴影轻松明快了许多。
醒来后，我才发现刚才是在做梦，父亲还在半昏迷中，走廊里静悄悄的，天已放亮，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我的一个“有眼儿”的朋友，他通晓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他在电话里停顿了片刻，然后说：“哎呀，不好，这个梦不好。老爷子昨天是遇到土地爷了，作为神仙，土地爷有时候会用各种方法去检验他治下的那些人们，谁该死，谁不该死。那些头没有竖起来，没有吃饭的人都躲过了一劫，吃饭的估计就危险了，你有个思想准备，老爷子恐怕就在这几天。”
果然，医生查房后就通知我和我姐姐，让我们做好准备，该通知的家里人都通知到，“快不行了，别难过，谁家都会有这事儿，把后事处理好是最大的责任。”医生是老熟人，这样的事情和场面他见怪不乖，类似的话语也不知说过多少遍，也许说者无意，听的人却是晴天霹雳，再有思想准备，也是生死离别。
这一天是我最难熬的一天，我们都在等待，等待我父亲的“死刑”，医学上的判决是不容辩解的，也没有缓和余地。入夜，父亲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但他仍坚持着不愿离去。
我时不时地想起昨天那个离奇的梦，心里满不是滋味。我到走廊里点燃一支烟，这个靠窗户的地方就是父亲昨天梦里吃饭之处，而今留给我的只有梦里那些怪异的镜像。冥想中，我突然嗅到一种很熟悉的味道，浓浓的茉莉花茶的味道，我知道，这是父亲的味道，他一生钟爱茉莉花茶，喝了一辈子茉莉花茶，我记得，小时候父亲抱我，我最喜爱的花茶味道。后来，我每次在他身边，都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茉莉花的气息。“是父亲吗？”我内心一震，感到一个人影从身后走过，我回过身来，眼前一无所有，只有淡淡的茉莉花香。病房里突然传出姐姐凄厉的哭号，我明白了，父亲刚刚离开了这个喧嚣的人世。
后来几年，那个梦一直缠绕着我，我写了许多首关于父亲的诗歌。活着的人对逝去的人最深沉的爱莫过于怀念，死人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每一次记起，都是一次生死邂逅。
尽管父亲不懂得诗歌，但作为儿子的我，却是一个诗人，我觉得，我给他写一首诗歌和大家一起阅读他，比烧多少纸钱冥币，造一个多大的坟墓给他都值得。
癌病房
癌病房的走廊里
阴郁的人
被冬日的阳光剪下影子
他们僵直地望着窗外
医生和护士
都诡秘地微笑
父亲不能吃饭了
癌细胞不再需要营养
它们强迫父亲张大嘴呼吸
并不准他说话
父亲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
但他现在什么也不说
深夜，我在走廊的灯光下
点燃一支香烟
我突然想起早逝的母亲
她会不会和父亲
在某个路口约好相见
也许父亲的死
对母亲是件高兴的事
病房里传来姐姐的哭声
我知道父亲走了
刚才他走过我身后时
我闻到了他的气味
他钟爱的茉莉花茶
一路飘着到了走廊的尽头
草根蚂蚁（饶箭声），河南省鹤壁市人。五一原住民，有诗歌、小说、散文等百余万字，出版诗集《小巷先知》，传记《金声玉振一一金不换传》，写有小说《清白》、《寿衣店》、《七零年代的欲望》、散文集《汤河时光》、民俗作品集《望鹿楼》，主编杂志《领军》、《大美鹤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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