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病逝，好友周恩来却嘱咐驻越大使先不吊唁，事后才知有深意

1969年9月2日晚上，周恩来总理急匆匆给毛主席递交了一份报告申请。午夜，毛主席经过一番细致审核后，便在报告上批示了“同意”二字。
如果有人在场，就会发现毛主席神情有些严肃，他当时签字的时候甚至还在颤抖，导致连写他最为熟练的“毛泽东”三字都显得有些异样。
批示完报告，他习惯性点上一根烟，然后猛吸一口，似乎在认真思考些什么，当一团浓浓的烟雾吐出后，终于按响了叫秘书的电铃。

在秘书进来后，毛主席指了指桌面上的报告，对其说道：“马上递送总理。”秘书拿好刚要离开，他却又加上一句：“再去给我找一张胡志明的照片来。”秘书转头应允时，已然发现毛主席脸上流淌着泪水......
从毛主席的表现来看，这个报告的内容毫无疑问是与胡志明有关。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周恩来之所以会连夜给毛主席送报告，目的就是为了能尽早去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向这位亲密战友的遗体告别。
一直以来，胡志明便与我党的领袖羁绊颇深，尤其是与周恩来总理深交已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他们二人早在法国留学时期便相识了。
一、风雨同舟的革命战友

1920年，周恩来在领导学生爱国运动中被捕出狱后，便远赴法国勤工俭学。而这个时候的胡志明刚出席法国社会党第十八次大会不久，名声大噪，不仅是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还是越南首位共产党人。
在法国期间，二人经常会参加一些游行示威活动，因此两人很少会有交集。1922年，周恩来在巴黎地铁车站结识了化名阮爱国的胡志明。

中越两国当时都深受帝国主义列强压迫，这导致身在异地、有着共同理想抱负的两人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身处异国他乡，年龄稍长的胡志明对周恩来这个刚刚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很是照顾，因此周总理一直都亲切地称呼胡志明为“老战友”。
在中国大革命浪潮之际，二人先后来到广州。
当时胡志明是孙中山苏联顾问的翻译，而周恩来则成为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两位革命志士间经常促膝长谈、互帮互助，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建立了更加深挚的友谊。
如果说此前在法国的时候两人关系还只是停留在亲密战友上，那么这时的他们则更像是手足兄弟，毕竟一起经历过大风大雨，同舟共济过。
1942年，胡志明来到广西境内执行任务，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得知好友被囚后，身在重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周恩来心急如焚，立马设法营救。

当时在权衡之下，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周恩来第一时间想到了冯玉祥。
因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营救行动只能采取“曲线营救”的策略，毕竟虽然仍处于国共合作时期，但蒋介石仍然敌视我党，1941年皖南事变便是最好的例子，若是直接营救，反而会适得其反。
斗争经验丰富的胡志明也知道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因此被捕后他表现得十分沉着冷静，否认自己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一口咬定：自己只是越南共产党。而这也给周恩来、冯玉祥的救援赢得了缓冲时间。
周恩来找到冯玉祥后，他当即应允，并质问蒋介石三点。
第一，胡志明是不是共产党姑且不论，即便是，也是越南共产党，我们有必要和有权力逮捕外国共产党吗？第二，越南是支持我们的，胡志明应该是朋友，怎么成罪人了？第三，中国的抗日战争要不要得到国际间的同情与支持？

这三点条条在理，直击人心，蒋介石无奈之下只能下令释放胡志明。1943年9月10日，胡志明在柳州战区监狱被释放，此时他也已经在广西各地13个县内各种监狱里被监禁了长达13个月时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胡志明领导的八月革命取得胜利，他毫无疑问地当选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不过由于两人结交时，胡志明用的是“阮爱国”这个名字，导致此时周恩来并不清楚越南的最高领导人便是自己的“老大哥”。
当年10月，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到河内视察日军投降情况，返回重庆后便对周恩来说：“当年你在广州的苏联翻译好友阮爱国如今已然是越南主席了！”
听到这话后，周恩来大为惊讶，将信将疑。没多久，有中共党员从河内回到重庆，并带来了一些关于越南八月革命的材料。当周恩来亲眼看到胡志明的照片时才彻底相信，还情不自禁地说道：“没错，就是阮爱国。”
此时周恩来才知自己23年前的好友便是如今的越南国家主席。

二、精诚团结的异国兄弟

在革命胜利后，同为领袖的两位异国兄弟并没有就此断了联系，反而有了更多的往来，我们从1956年11月周恩来访问越南的宴会上可见两人情义有多深。
当时在会上，胡志明亲致祝酒辞的时候说道：“对我来说，周恩来是我的兄弟。我们曾经在一起同甘共苦，一起做革命工作，他是我多年来的亲密战友。”
而听到这话后，周恩来也即席讲了一嘴：“胡主席刚才提到我个人在30多年前认识了他，是的34年前，我在巴黎认识了胡主席，他还是当时我的引路人。他当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我那时还刚刚加人共产党，他是我的老大哥。 ”
两位领袖都如此谦逊，也让当时在席人员钦佩不已。此后，周恩来还曾来过越南访问，而胡志明更是多次到中国修养、度假。
在他看来，中国便是他的第二故乡，他曾不止一次在公共场合盛赞过中越友谊，表示：“中越情谊深，同志加兄弟，恩深、情深、谊长。”
1965年5月，胡志明再次来到中国度假。由于临近75岁大寿，周恩来为了能让好友在中国度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日，便提前做出了十分周密的安排。

当时在生日前一天，周恩来请胡志明出席了一个午餐聚会，场面很热闹，不仅有胡志明的诸多好友，还有不少女同志和孩子。而在胡志明走进餐厅后，每个人都鼓掌欢迎，午餐会上虽然没人起立祝酒讲话，但是餐桌上都按照中国的习惯摆放了寿桃和寿面。
之所以会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周恩来了解胡志明的性格，知道胡志明不喜欢人们特地为他祝寿。但这样安排显然是在不提生日、不特别对待的情况下，把生日给过了，不得不说周恩来还是用心了。
而看到这一幕后，胡志明大为欢喜，兴致勃勃地走到每张餐桌前与孩子们问候，与好友、夫人们畅叙，一段午餐并没有任何特别庄重的氛围，有的只是欢快、愉悦的家庭气氛，十分的惬意、休闲。
晚上，我方还举办了一场小型的文艺晚会，而演出的主题不是别的，正是反映越南南方人民抗美斗争的歌舞《椰林怒火》。虽然主题丝毫没有提及胡志明的生日，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为他准备的。
当时在看到歌舞表演后，据胡志明的秘书回忆，他曾有两次用手帕擦拭眼泪。不难看出有双重原因影响，第一胡志明被演员们精彩、动情的表演所吸引，触景生情；第二，胡志明知道这一切都是周恩来安排的，他已然被好友的真情打动。

三、感人肺腑的手足情谊

长期动荡的艰苦生涯，让胡志明的身体受到很大创伤，因此到了晚年，他的身体状况也一直都不太好。
而周恩来虽然政务很繁忙，但仍旧会亲自挑选医务人员，在认真审阅病情后给出研究治疗方案，并派出专机输送药物。在胡志明来华疗养之时，他更是多次忙里偷闲，专程从北京跑去看望好友，除对医务人员再三叮嘱外，还会对其治疗保健作出具体安排。
1969年初，胡志明病情日渐恶化，为了能更好地提供救援，我国开始陆续派出医务人员前往越南进行治疗与护理。而当第一批回国休假的医疗组同志，向我方表示医疗组再重返河内时要带上北京烤鸭，却有一个麻烦。
胡志明想要吃北京烤鸭，证明有胃口了，身体有所复苏，这让我方很是欣喜。但烦恼的是烤鸭到底应该如何携带呢？

毕竟当时由北京到河内虽有航班，但速度相当缓慢，而且中途还要停下来加油,，这一折腾时间要一个白天。当时是大热天，烤鸭如果长时间放在机舱里，即便不变质变味，也会变得不新鲜。
周恩来得知老战友有这个需求后，十分重视，他当即表示：不管有多大困难, 都要想方设法予以满足。而关于携带烤鸭的办法可以请教外贸部, 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
在向外贸部请教后，相关人员很快从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找到了好办法，即：利用酿酒厂的干冰，因为干冰能产生零下40度到零下50度的低温，而且遇到高温不会液化，而是直接化为气体，很容易携带。
这样一来，便可以利用干冰制作成一个“简易冰箱”，之后只需把烤鸭装好、密封即可。果然当时在抵达河内、打开密封包装时，发现烤鸭仍旧冻得硬邦邦，并没有出现什么不新鲜的问题时，胡志明特别高兴。
而当他的秘书告诉他烤鸭还是周恩来送的后，他则更加兴奋，在中午还特意把中国驻越大使王幼平请来与他一起品尝北京烤鸭。吃着经过回炉、原味犹在的中国特色，胡志明心情很愉快，后来还将半只送给了医疗组成员表示感谢。

1969年8月，刚有好转的胡志明因为突患感冒，导致病情加重。在8月23日这天，他甚至因为心脏病与支气管炎同时加重，嗓子里的痰无法咳出来，导致出现休克现象。
次日，周恩来得悉这一情况后，急忙再次挑选精英医疗团队组成第二个、第三个医疗组，以最快的时间赶赴越南，一起投入抢救。
而在病榻旁经过紧急会议协商后，医疗组决定给胡志明输液。输液本来是现代医学及很常见的治疗手段，但经历过无数次枪林弹雨的胡志明却有一个弱点，那就是特别害怕打针，所以这才需要大家研究讨论通过。
当然既然讨论通过了，那就是有好办法让胡志明能够接受打针。当时所采取的方法是“转移注意力”，比如在护士给其进针的时候，边与他聊天、讲话，这事看起来容易，但不仅需要精湛的技术，还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
但孔繁英护士却很好地完成了这个特殊任务，没有让胡志明有任何抵触心理。
8月底，我方在得知胡志明病情依然没有好转的情况下，又让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大夫乘专机前往河内，了解病情，并指示：要快速回京，（自己）要立即知道胡志明主席的如今具体情况。

而在专家团队回国后，周恩来忙完后亲自听取了工作汇报，甚至还找相关人士根据胡志明病情讨论了一宿，之后还打算增派出第四个医疗组前去河内救助。
四、催人泪下的知己情义

1969年9月2日凌晨6点，第四个医疗组专机刚从北京起飞不久，驻越大使王幼平便接到越南主席府打来的一通电话，里面只有一句话：“不行了，医疗组不用来了。”
随后机组接到中央命令，便折返南宁。
不过虽然医疗组已经折返，但在越南的三个中国医疗组却一直没有放弃最后一线希望，在胡志明停止呼吸后，仍然继续做着人工呼吸，而且足足持续了三小时之长，导致个个都是累的精疲力尽......
而在8月底，也就是胡志明临终前，得知其生命垂危后，周恩来曾亲自发了一封电报给驻越大使王幼平，电报乃是周恩来亲自署名下的指示，即：在胡主席病危期间，未经越方安排不要前去探视。

一开始，得知这个消息后很多人都很疑惑，周恩来与胡志明二人情谊颇深这是公认的事实，那为何在其病危需要好友探视时，却叮嘱驻越大使不要代表自己前去看望，尽一下朋友之谊呢？
事后，大家才明白周恩来这样做到底有多高明。
原来周恩来深知：作为国家主席，胡志明在病危时肯定会交代一些国家大事、方针，而这种情况下必须有本国核心领导人在旁聆听，若是一个外国使节也在的话，势必会给越方带来很多不方便。
特意发电报叮嘱驻越大使暂不探视，不仅是特殊时期，需要特别使用的一种外交礼节，更是尊重越南，敬重好友胡志明的一个体现。
1969年9月2日9点47分，胡志明逝世。而在得知这个噩耗后，周恩来又第一时间给王幼平大使发了一封电报，里面下了两条指示：第一，不要与医疗组联系；第二，在越方公布消息前暂时不要去吊唁。
不得不说，经验丰富、办事老辣的周恩来做事有先见之明。
他深知：胡志明在越南人民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而9月2日这天又是越南共和国的国庆日，如果在这个喜庆的“诞生日”宣告第一领袖逝世，那不仅不好举行纪念活动，对民众也会造成极大伤害。

果然越南领导层在经过讨论后，决定将胡志明的逝世日期推迟一日，官方公布为9月3日，之后告诉中国医疗团队暂时不要离开主席府，也不要同外界联系。
而周恩来早就推测到了这一切，这才不至于导致出现尴尬局面，此举不仅尊重了外交礼节，还维护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9月3日当晚，此前得到毛主席批复后的周恩来立即亲率代表团飞往河内吊唁。次日，武元甲等老熟人见到周恩来到来后再也按捺不住情绪，失声痛哭。而周恩来则含泪一一安慰，连声说道：“我来晚了，我来晚了。”
4日，双方领导人就葬礼举行会谈。提及胡志明，周恩来悲恸的说道：“胡主席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关系尤为密切，他几次到中国，参加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共患难，并肩作战，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下午三时，越方准备妥当后，周恩来率领代表团正式前往主席府吊唁。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来得仓促，但代表团成员却是我方精心挑选的，都是曾经与胡志明战斗过的好友，比如韦国清、叶剑英等。

在正式进入灵堂后，以黎笋为首的越方代表依次与周恩来握手拥抱，之后我方在胡志明遗像前献上了花圈。
在晚上七时左右，越方还应周恩来的请求，秘密请我方到医院瞻仰了胡志明主席的遗容。而我方也是唯一一个看到胡志明遗体的外国代表团，可见中国与越南，周恩来与胡志明之间的感情到底有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