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粒：美国引领生物科技前景几何？

—从“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和“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谈起

作者：王小粒（华语智库特邀研究员，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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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期间，美国组织开展了国家级大科学工程“曼哈顿工程”，一举奠定在诸多新兴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军事强国地位。2019年7月，美国生物防御与国家安全领域的知名智库“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向政府和业界公开提出“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倡议。伴随全球新冠疫情蔓延，经过近两年孕育，2021年1月，生物防御两党委员会重磅发布《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战胜生物威胁》报告，建议美国政府投入1000亿美元，紧急实施“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在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安全格局深刻变化的时代，“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计划”作为极有冲击力的战略符号，标志着美国战略界对生物科技未来发展，也是对自身永续科技霸权地位的忧虑与希冀。
美国忧虑：生物科技龙头地位面临强劲冲击
当前，新一轮生物科技理论与工具的深度变革，释放生物科技内在改造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巨大能量。高性能基因编辑技术、超高分辨率成像技术、光遗传学技术、生物大数据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研究工具，将观测、分析、调控、还原、转化生命过程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精细度，大幅度提升未来生物科技操控手段。基于生命过程基本原理和工程生物学策略研发的新概念技术，以生物圈、生态圈、人类社会系统为对象，可以精确影响特定参战人群对象以及海洋、陆地、空中的生态微环境，加速、延缓、停滞甚至逆转生命体生物自主性与节律，在微观、中宏观大时间尺度上控制住着个体、群体的周期性复杂生物行为和生物事件的进程，甚至能推动特定生物物种改变演化轨迹，这将打破既有生物安全领域攻防体系态势，推动全球安全格局进一步复杂化。
40年来美国一枝独秀引领生物科技发展态势，或将进入终结期。基于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对生物科技研发投入体量来看，全球发展生物科技国家大致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美国一骑绝尘，年度投资体量在300亿美元以上。第二等级，德国、英国、日本等国为代表，年度投资体量在20亿—30亿美元左右；中国近年来研发投入虽有大幅增长，但总体上隶属第二等级。第三等级，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为代表，年度投资体量在10亿美元水平或以下。其他国家/地区为第四等级。自1978年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力求维持这种主导地位。但随着生物科技变革的深入推进，国际生物科技与生物安全格局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生物科技发展超级迅猛；技术两用性增强；生物科技用途管控加强；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国际合作更加多元化；国际生物安全局势更加脆弱，可能引发局部剧烈冲突。伴随世界大国对生物科技的激烈竞争，“无可奈何花落去”，美国丧失其生物科技龙头地位而由新兴大国取而代之，也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美国方案：从国家战略（竞争）高度谋划发展尖端生物技术
“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直接前身是2014年成立的蓝带生物防御研究小组，由前高级政府官员和学术专家组成。其宗旨是“提供对美国生物防御工作状况的全面评估，并提出促进变革的建议”，其代表性成果包括2015年发布的引起广泛关注的《国家生物防御蓝图》，其中许多建议已经融入2018年9月美国官方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就生物安全专业领域的思想引领力、与国会与政府高层的互动深度而言，该智库在美国战略界首屈一指。“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提出，将在“阿波罗登月计划”等国家级科技工程计划的组织管理经验基础上，加强政府主导，协调调动联邦政府部门、学术界和私营企业等相关力量，制定生物防御的国家路线图，发展战略能力，有效应对各类生物威胁带来的巨大挑战。
实际上，围绕新兴生物科技及其颠覆性应用前景，美国国家安全界与智库界的思想成果连篇累牍，并着重呼吁从国家战略（竞争）高度发展尖端生物技术。从2001年《战场上的生物技术》文集和2002年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探索生物技术：国防部的机遇》，2010年美国国防大学发布《生物科技创新与国家安全》研究报告明确阐述生物科技发展给军事领域带来的严峻挑战，到2014年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再到国防科技决策核心智囊之一“贾森小组”（JASON）连续发布、引起国防和国家安全界轰动的《基因编辑研究》（2016）、《基因驱动研究》（2017）、《生物武器》（2019），2018年《国家生物防御战略》颁布以及相关战略协调实施机制的建立、国防部委托的项目报告《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发布，2019年国防部科学委员会生物学工作组提交“有望在2040年前实现突破的生物新技术”内部咨询报告等，诸多关联事件揭示出美国发展生物科技的态度、脉络与指向。
美国生物安全智库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主观意识上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将其作为国家战略博弈利器。这些智库坚持新一轮科技变革的战略预见，强化生物安保和生物防御政策路线图、生物防御政策途径分析工具等方法创新，试图回答生物安全态势如何演变、理论体系如何演变、以何种方法引领生物安全时代，如何更高效嵌入决策机制推进国际国内生物安全治理等重大命题，视野开阔，关注议题广泛，横跨内政、外交、国防，纵横驰骋科技、军事、安全、政治、经济、社会诸多领域，并以美国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为起点，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同时纵横捭阖重要双边、多边国际场合，增强了美国国际话语权、隐形塑造了国际生物科技和生物安全走势。
与此遥相呼应，美军正在试图重建生物安全备战能力。美军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国防部研发计划优先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美国国防部负责化学和生物防御副助理国防部长宣称，“国防部没有一个进攻性的化学与生物武器计划，但有一个化学与生物防御计划”，在确保美军的杀伤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确保美军可以在所有环境中运作，履行其防扩散和反扩散义务。
美国问题：和平时代美国锈蚀的政治体制与智库群体的无奈
“二战”期间美国主导开展的“曼哈顿工程”，成功研制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从而使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核时代，不但对世界军事科技，而且对国家军事战略、外交战略以及国际关系格局，甚至是人类的未来，都产生了划时代的深远影响。“曼哈顿工程”实施过程中，科学、军事、工业三位一体，规模之浩大、组织之严密、运作之高效，令人惊叹。这不仅是美国历史上的一项创举，也开创了科技史上现代大科学的新概念。
当前，新一轮科技变革时代背景下，生命科学领域的范式转变，特别是生物、神经、纳米、量子和信息神经科技的指数型交叉会聚特征，已经改变了人类工作、生活与争斗的方式。“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和“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隐喻了生物学引领未来社会发展的新时代。但正如冷战后的“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揭示的规律，在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安全格局深刻变化、尖端科技的两用性日益凸显的时代，“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计划”实施的时代背景和前提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长期来看，战略竞争导向的“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甚至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通过的《无尽前沿法案》，将在很大可能上，停留为一种意向性符号。
而作为大型科技计划的幕后推动者之一，美国生物安全智库界秉持的打造进攻性趋向生物威慑体系的总体立场及其政策建议，与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不符，注定成为思想的徒劳、智慧的浪费。而且，鉴于美国生物安全体系和智库，缘起于、也深深嵌入美国国家安全体系和政治运作体系，面对日益锈蚀的政治体制和“旋转门”，如果没有对美国政治深层次运作体系和发展理念的自我批判分析、自我变革，纵有如云智库、纷繁建议，也只能沦落为隔靴搔痒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