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基业长青的秘诀

陈黎明，IBM大中华区董事长

一个可持续的企业必须要在成功的时候就着手转型，在如日中天的时候敢于革自己的命，选择另外开辟一条道路走下去。

南非总统曼德拉曾经说过：“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后总能再度升起。” IBM的百年历史正是一部不断转型、不断创新的历史。

自1934年向中国交付第一款产品至今，IBM与中国已经走过84年的历程。当前，新技术、新形势正在不断考验着这家科技巨头的适应能力。

三年前（2015年），IBM宣布陈黎明出任IBM大中华区董事长，当时IBM正处于历史上第四次重大转型的关键节点，一个来自能源行业的跨界“空降兵”，能够成为这家全球科技巨头大中华区的“掌门人”，并非没有历史机缘——加入IBM之前，陈黎明长期担任英国石油公司的中国区总裁，而更早之前，他长期从事化工行业，最高做到南非沙索公司中国区域执行副总裁，丰富的职业经历和对中国市场的深刻理解，正是他成功“跨界”IBM的原因。

果然，上任不久的陈黎明即提出IBM中国的“3+3战略”，以配合IBM的全球转型，三年后，IBM全球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罗睿兰宣布IBM转型完成、进入加速阶段，IBM中国的“3+3战略”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IBM中国没有满足于现有的成绩，而是继续升级“3+3”战略，加速自身的转型成长。

作为全球科技行业唯一的“百年老店”，IBM是如何让自己实现永续发展的呢？

IBM中国为什么能够一直跟随中国的发展潮流，把一家美国公司做得如此本土化？

在新企业高歌猛进的今天，IBM又靠什么和它们竞争？

日前，《中国经济报告》就相关问题专访了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先生。

01、改革开放的机遇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说过，你是从农场走出来的孩子，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能不能谈一谈改革开放在其中起了哪些作用？

陈黎明：机遇在人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国家的兴衰就是个人最大的机遇所在。毫无疑问，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机遇，也是国家崛起的最大机遇。回顾过去40年来自己的人生路，从一个新疆农场长大的孩子，考入大学，出国留学，海外打拼，回国工作，先后从事了农业、食品、营养、化工、能源以及IT等行业。我虽然历来坚信勤能补拙，一路走来，个人的勤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自己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国发展和崛起的机遇与大势。

中国经济报告：在当时，考大学是个怎样的经历和体验？

陈黎明：我出生并成长在新疆石河子的农场。那时，新疆的农场还很闭塞，教育水平落后，教材奇缺，也没有什么参考书。农场的师资力量很薄弱，加上时代的影响，那时的我们大都是在懵懵懂懂中度过的。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可以说是一脸的茫然。但心中对求学还是有一种本能的、强烈的愿望，所以1978年我还是参加了高考。

有一天，我正在考农场的民办教师，这时一位老师急匆匆地进来告诉我，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我考上了石河子农学院园艺系果树专业。能考上大学固然还是令人高兴的，但是一些老师和亲人觉得我应当复读一年，第二年兴许能考上更好的学校。他们觉得上完农学院再回到农场多少有些遗憾。但我母亲不这样认为，她的理由很充分，那就是不管从哪个大学毕业，一毕业就是行政22级，在新疆能够拿到77.49元工资。我母亲也许都不记得这件事了，她也一定没有想过，她的这个决定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抓住当下，而不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在我此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始终警示着我。

中国经济报告：你从一所普通学校、普通专业毕业后，如何萌生去康奈尔大学继续深造的想法？

陈黎明：这个说来也很神奇。20世纪80年代，国门打开，国人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精彩，留学成为了年轻人中的一股潮流，而我也加入了这股大潮。

大学毕业四年之后，1986年8月，我怀揣145美元，拖着两件行李，前往康奈尔大学。申请康奈尔大学时，我甚至没有托福和GRE成绩，仅仅凭借英语培训中心的成绩，就递交了申请材料。意外的是，1986年4月底，康奈尔大学向我伸出了橄榄枝，发出了有条件的录取通知书。要求我的托福成绩必须达到最低录取分数线，否则要提前到学校参加一个夏季英语课程，这也意味着我的脚已经铁定踏进了康奈尔大学的校门。时至今日，我依然不知道当时康奈尔大学为何会给一个不知名的学校毕业、成绩单亦非特别突出、甚至不能提供托福和GRE成绩的一个年轻人这样特别的眷顾。

中国经济报告：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你如何评价这段进程？

陈黎明：看待中国的发展和挑战，必须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看。纵向来看，也就是从历史的镜头来看，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举世公认的。只看见发展中的问题，既是不客观，也是不公正的。当然，横向比较，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在许多方面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是我们应当正视的。作为改革开放过程的亲历者、受益者、见证者，我切身体会到国家从一个贫穷落后状态，进入到繁荣昌盛的不易。作为个人，这是我们的幸运。

02、IBM与中国的历史渊源

中国经济报告：在改革开放最初的浪潮中，当时很多外国企业想进入中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陈黎明：其实外国公司进入中国，最早、最主要的驱动力就是市场。

这么庞大的市场，对任何一个企业都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那时很多跨国公司都通过贸易形式把产品带到中国，很多中国公司也是通过贸易代理形式，接触一些外国产品。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处于百业待兴的状态，因此很大程度上对于改革开放非常容易形成共识。大家希望能够有更多先进的产品、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理念，包括一些国际规则，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

我还记得刚刚回国的时候，那是1996年，我们从怎么打领带、吃西餐、用刀叉开始教起，就这样一点一点培养出销售人员更加国际化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企业、员工，实际上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去跟国外公司打交道。其实，国外公司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初来乍到，对中国的文化也不太了解，也有很多挑战，这个过程中对于国外公司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中国经济报告：IBM应该算是较早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早在改革开放之前的1936年就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能否简单介绍一下IBM在早期进入中国的经历？

陈黎明：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IBM的产品就开始进入中国。1934年，IBM为北京协和医院安装了第一台商用处理机。两年后，IBM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1937年，时任IBM副总裁兼总经理尼科尔从纽约向上海办事处打电话，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从美国打到中国的商务电话。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IBM进入中国的历史，可以被视为中国与西方世界接轨的这场持续展开的大历史中的一个小历史。

之后，战争和巨变打断了IBM在中国的脚步。等到IBM重新回到中国，已经是70年代。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批美国新闻记者来到了中国，成为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国境的美国人。由此中美相互打开了大门。或许冥冥之中有天意，这个代表团中的美国乒乓球队队长杰克·霍华德（Jack Howard）就是一位IBM的电脑工程师，在小球转大球的外交领域绽放了异彩。

在过去的40年中，IBM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历程，和中国政府各主管部门、企业客户结下深厚的情谊。

中国经济报告：2004年12月8日，联想集团在北京与IBM公司正式签约，联想将以总计12.5亿美元收购IBM全球的台式、笔记本电脑及其研发、采购业务。你是如何看待这次收购的？

陈黎明：这段历史很有意思，2015年我去纽约出差的时候，美国一个开出租车的司机问我，去哪里？我说去IBM总部。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几眼，问IBM不是卖给联想了吗？可见当时这个事情的轰动，2005年发生的事情，三年前纽约市的出租车司机都还能记得。

IBM当时刚刚经历了郭士纳引领的第三次转型，在那次转型中，IBM重新定义了未来发展的思路，硬件不再是未来的主要方向，IBM将以软件和服务业务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PC机就变得跟未来发展方向不大相符。这时候，联想其实也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需要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走向国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一拍即合，把这块业务出售给了联想。当然，联想在接手这块业务后也发展得非常好、非常迅速。

坦率讲，我们也乐见其成，毕竟ThinkPad里流淌的是IBM的基因和血液。现在经常有官员和商业人士，包括一些年轻人告诉我，他们当年拥有的第一款电脑就是ThinkPad，可见ThinkPad的影响力很强大。

中国经济报告：简单形容一下，你眼中的IBM是怎样的？

陈黎明：我可以用四个关键词回答你这个问题：历史、创新、转型、行业。

“历史”，就是IBM传承了100多年历史，这100年的历史很清晰也很辉煌，哪怕是在很纠结的时候，依然有很多亮点。

“创新”，IBM的历史又是一部创新史。IBM在历史上的重大发明，可以说举不胜举。从信用卡磁条到POS机，从银行ATM机到商品条形码，从第一套航空订票系统到FORTRAN语言，从关系型数据库到最早的存储器，不一而足，都是IBM的发明。如今，IBM研究院已经研究出了单原子存储，未来整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图书就可以存储在一块手表大小的存储介质中。

“转型”，IBM的百年历史又是一部不断转型的历史。IBM历史多次重大的核心业务转型，都伴随着整个IT产业的转型。不过有了这么多的远见和发明，IBM的转型即使很艰难，但最终都会成功完成转型。

“行业”，作为一家专注于企业级市场的科技企业，IBM的行业知识积累使其在市场竞争有着绝对优势。基于IBM对行业的理解，很多客户愿意跟IBM合作。

中国经济报告：很多人都说，IBM叫“国际商业机器有限公司”，之前的印象是商业公司，现在更像是科技公司了。那么在你看来，IBM是一家商业公司，还是科技公司？

陈黎明：过去IBM是一家软件、硬件与咨询服务的公司，如今IBM正转向提供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助力企业创新和转型公司。IBM在传统的高性能计算、大型主机、软件、咨询服务的基础上，迈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网络安全、区块链、量子计算等领域。这一次转型，是IBM 107年历史中最艰难的一次转型，转型的阶段性目标已经完成，更多转型成果将在加速跑的阶段显现。

03、转型方法论：让大象跳舞

中国经济报告：一家企业走过百年，实属不易，IBM成为“百年老店”的秘诀何在？

陈黎明：要想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要经历过几次风雨，但是要想成为一家基业长青的公司，必须要经历过生死存亡的转型。应时而变、不断转型是IBM的基因，正因为如此，IBM才能成为科技行业唯一的“百年老店”。

首先，一定不要把自己定位为某一个产品的公司。

其次，不要过于热衷于自己辉煌的历史，要朝前看。

最后，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性，因此一个可持续的企业必须要在成功的时候就着手转型。

在如日中天的时候敢于革自己的命，选择另外开辟一条道路走下去，这是很难的事情，需要对未来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把控。

中国经济报告：是什么让你们坚持着一次又一次地去转型？去革自己的命？

陈黎明：所有企业的转型都有重大的诱发因素。一是科技变化，二是商业模式，三是政策环境，四是自身管理。

所有的重大转型都是非常痛苦的过程，组织架构的变革、运营系统的变革、人才的变革、企业文化的变革，哪一项变革都不容易，尤其是涉及到个人的时候。要么你是转型的一部分，要么你就被留在岸上了，因为转型这艘大船是要改变航道、扬帆起航的。

中国经济报告：是什么让你们对转型充满信心，IBM就不怕赌输、不怕失败吗？

陈黎明：IBM的自信不仅来自转型基因，还来自科学基因。IBM是一家以科学研究、发明创造立足的公司，我们有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6位图灵奖获得者，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拥有80-90位美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赢得了5次美国国家科学奖、10次美国国家技术奖。仅2017年一年，IBM的专利数就高达9043项，连续25年蝉联美国专利数冠军榜，超过之后排名第二到第四位的三家企业专利数的总和。

IBM是目前唯一一家可以把20个量子位的量子计算服务挂在网上的公司，同时也推出了50个量子位的原型处理器。2017年我们发布了5纳米芯片技术，发布了单原子存储技术，这些技术都有着巨大的商业化应用前景。

如今是技术加速变革时代，人类正站在重大技术突破的当口，而无论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还是量子计算，这些引领科技行业未来乃至人类未来的前沿技术，IBM都站在潮头，这是IBM迎接再次成功转型的基础。

中国经济报告：从IBM的多次转型中，能否总结出来成功转型的方法论？

陈黎明：第一，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打一场硬仗；

第二，要有远见，制定好自己的战略；

第三，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团队，要做好沟通，大家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第四，要不断推出新战略下的早期成功案例，不能够老去感染员工，却没有任何实际成功的例子来奠定大家的信心；

第五，在实施战略的同时，还要不停去反思战略本身，看看哪些地方需要去调整。大战略的大框架是对的、基本保持不变，而小的策略和项目需要做些调整，从而能够与时俱进；

第六，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执行战略。

04、植根中国

中国经济报告：作为一个来自能源行业的跨界“空降兵”，你如何让自己精准地摸清IBM大中华区的脉？

陈黎明：隔行如隔山，但隔行不隔理，道理都是相通的，对于一个行业深入的了解，亦会增加我们对另一个行业的理解。这当中最大的秘方就是要不断的去学习，从书本材料上去学习，向公司内外部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还要保持谦虚的态度，学习的越多就会越发现自己的无知，所以不断学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中国经济报告：在你入职以后，是如何开始着手改变IBM的呢？

陈黎明：我会用全新的眼光来看这样一家企业，而很多同事早就习以为常了。当带有全新视角来看问题时，经常会挑战现有系统，但挑战的目的不是为了挑战而挑战，而是希望这个系统能变得更好。

比如说流于教条的流程，在我到IBM上班的第一天，为了整理一些文件，就告诉秘书去领些塑料文件夹，结果秘书只领了5张塑料文件夹回来。秘书告诉我，按公司规定每次只能领5张塑料文件夹，就算是大中华区董事长也不能例外。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我问秘书是否有一天领几次的限制，秘书说没有。于是秘书就多跑了几趟，直到领到了足够的塑料文件夹。流程到了教条主义就一定会有问题，为什么我们强调要简化流程，原因就在于此。流程是为了规避风险，教条冗长的流程则带来的是更多风险，而防止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就是人。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哪怕不看流程，都不会走的太偏。所以要把人变成第一道防线，然后才是恰当的流程。

再比如说开会。我在来IBM的第一个月中，就发现员工花了大量时间开会，有很多会都是从全球推行下来必须要开却不一定有效果或必要的内部会。太多的会议影响到团队正常拜访客户，这是不健康的现象。我给IBM全球很多高管包括SVP（高级副总裁）都写过邮件，也专门找过IBM全球专门负责转型的SVP去谈。后来，IBM就出台了一个规定，规定业务评审每周不能超过一次、每次不能超过1个小时，这样就释放了员工的时间，可以有更多时间去拜访客户、去拿订单，甚至可以用于学习。文化与流程相当于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飞机如果想要很好的起飞和飞行，两翼的平衡就非常重要。

中国经济报告：这些简化流程的变革推行起来不容易吧？

陈黎明：要是不能够简化流程，就会一直痛苦下去。要能够简化，那就只要痛一次，以后就会快乐起来。目前，IBM大中华区的流程简化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低处的果实已经采摘完了，现在要走向深水区，采高处的那些果实。肯定会越来越困难，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下去。如果不走下去，我们就没有办法迅速的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和客户要求。简化流程对于我们这样的企业非常重要，尤其是IBM这样一个“百年老店”，既要有自己的历史传承，又要有该有的敏捷。

中国经济报告：IBM的全球发展战略与IBM在大中华区的发展战略是否会有矛盾？你们又是如何化解这种矛盾的呢？

陈黎明：IBM的全球发展战略与IBM在大中华区的发展战略不会有矛盾，反而因为中国在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方面的全球领先性，IBM有不少技术研发、生态型组织搭建、商业架构与文化的重新设计等都是在中国发起，再反向拓展到全球市场。

IBM大中华区一方面跟随着IBM全球的转型，另一方面也在求同存异、寻找着有中国特色的IBM发展之道。在大方向上，IBM大中华区跟随IBM全球的战略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社交以及安全方向转型，希望在中国市场塑造一个“以云计算为平台、以认知计算为解决方案，专注于企业级业务的客户”的公司形象。但是中国毕竟是有自己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的，因此我们在中国市场，除了随着总公司转型外，还有自己的战略，这就是“3+3战略”。

在“3+3战略”之外，IBM大中华区还推出了一个重要的适应本地生态环境的转型策略，就是“与中国同创”。2002年以后，IBM在中国市场进入“为中国制造（Made for China）”的阶段，随着中国自主创新的意愿与能力越来越强烈，因此“与中国同创（Made with China）”就越来越重要。

中国经济报告：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前面提到的加速转型增长的“3+3战略”？

陈黎明：“3+3战略”是于2015年提出的，即三大战略支柱+三个战略支点。

三大战略支柱包括：近期巩固核心业务，也就是IBM传统的硬件、软件、技术服务、咨询服务等业务; 中期推进成长计划，包括云、大数据、社交、移动、安全、物联网等新兴业务；长期则是大胆探索、打破边界，让全球尖端科技落地中国市场，其中包括认知计算、前沿芯片技术等。

三个战略支点是：信任、文化和简化流程。

信任就是要IBM要建立起与中国政府、合作伙伴、客户甚至员工的互信关系；文化就是希望IBM公司能够变得更加敏捷；简化流程就是为了让团队能够尽快响应市场以及客户的需求。虽然要简化流程，但也要不失控。

为此，IBM大中华区还成立了一个简化流程的敏捷委员会，有专门的同事来负责审查所有流程中的痛点，专门找出太过冗长、令员工很痛苦的流程，辨识出所有的痛点后一一解决。

目前我们“3+3战略”的1.0版本已经执行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内部的认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新的2.0版本在过去“3+3战略”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微调，内容上有刷新，基本的框架保持不变。持续巩固核心业务，包括硬件、认知计算、云计算等；不遗余力地推进新的成长计划，如人工智能、Watson健康、物联网、区块链业务的进程；大胆探索，推动尖端科技落地，将智慧的供应链、车联网、量子体验、最小的计算机等最新科技引入中国。持续推动业务整合、人才培养、流程简化等。

我个人认为当这个战略依然是行之有效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个必要立马去改变它的航向。现在提出“3+3战略”2.0，就是旨在整合内部资源，构建一个团队共同的目标。

05、在不确定中找到确定的未来

中国经济报告：处在变革的关口，新技术、新应用不断涌现，IBM如何驾驭这种变化，甚至引领这样的变化？

陈黎明：首先，要有预见性。尤其是作为企业领导人，更要对未来进行合理的预判，以至于不会在变化当中失去方向。

第二，要敢于变化。背水一战的时候很容易变化，但如果仍在成功状态时却要变化，这就不容易了。成功不是永续的，成功过后可能接下来就是危机。因此要敢于在成功的时候去思辨。

第三，要在对未来预见的基础上，设定一个方向。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商机，不可能什么都做，必须要有所选择，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当然，企业领导人在选择的时候，确实有凭直觉下赌注的成分，但这也是基于对于未来的合理预判。

第四，要能够做好执行，即朝着预判方向做到坚定不移的执行。所有成功的公司都在执行层面下了很大功夫，没有哪个公司今天变一下、明天变一下，最后却能成功。

第五，一旦跃过了成功的阶段，又会面对一个新的转型，如此周而复始。当然，要想始终保持在正确的路径上不偏离，还要不断的倾听企业内外部的声音。

中国经济报告：近年来，中国本土公司的进步也非常快，比如华为、BAT这样的大公司，在IBM战略转型业务领域里的初创公司势头也很猛，它们与跨国公司相比，技术差距在缩小，经营方式也更灵活，对此IBM有何应对之道？

陈黎明：中国公司的确成长十分快速，这既是因为有一批优秀的创业者，也得益于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机会，简单来说可以用政策红利、人口红利、城市化红利和全球化红利来概括。

IBM也从中国的这种巨变中受益很多。中国企业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这个现实是跨国公司必须要面对的。同时，作为有百年历史的公司，在IBM合规是第一要务，这是我们的价值观，任何一张单子都要合规，这方面我们是零容忍，绝对没有什么灵活性。

在IBM中国黄金时代，从一个人的背影就能看出那是不是IBM员工，但我来了之后一直强调，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本土企业在很多领域可以跟IBM进行正面竞争，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包括IBM在内的很多跨国公司为中国市场做了很多贡献。

尽管如此，在我们刚才谈到的大型主机、高端储存、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量子计算等很多方面，毫无疑问IBM的技术依然是我们最强有力的竞争优势。另外不要忘记IBM强大的服务团队，一个大型计算系统背后仰赖的不仅仅是计算机本身，还有卓越的服务。银行的计算机系统如果宕机，都是以秒来计算，不是所有公司都能确保银行运营的平稳、安全、可靠。

此外，我相信科技公司中没有几家比IBM更懂得这个行业，我们服务行业这么多年，在行业知识上的积累不是哪个竞争对手、友商短期内能具备的。这就是IBM的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