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黎元洪如何走上都督之路？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
黎元洪在10月10日晚上，曾想用血腥手段镇压起义官兵，后来看到形势不妙，就换上便衣，跑到黄土坡他部下刘文吉参谋家里躲藏起来。当士兵把他从卧室床底下搜查出来的时候，他吓得浑身直打哆嗦。
到了楚望台，他满脸愁苦地对吴说：“你为什么要革命？这是要全家诛戮的事！”“快叫大家各回各营，事情再闹大了，更不得了！”正午时，黎元洪被送到咨议局。当起义首领要他出任都督时，他面色惨白，急得大喊：“我不能胜任，休要害我！”经过吴兆麟的婉劝，张振武等胁迫，黎元洪仍旧坚决拒绝，不肯就任。一时满座哗然。有人不耐烦了，大声叫骂：“黎元洪太不识抬举了！”这时，有人送来一份预先写好的安民告示，要黎元洪签署。黎元洪用颤抖的声音说：“莫害我！莫害我！”拒不肯签。李翊东气得举枪对黎元洪说：“我们不杀你，要你做都督，你还不愿意。再不答应，我就枪毙你。”黎元洪还是不肯签。李翊东就拿起笔来签了一个“黎”字，说：“我代签了，看你还能否认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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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都督总算推举出来了。经过书记缮写后，一张张安民告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当天贴遍了武昌城。但这个黎都督却变成了“泥菩萨”，整天呆坐着，不言不语，甚至不吃不喝。有人去看他，黎元洪就咕噜一句：“我的脑袋被你们这些人送掉了。”然后就一言不发，盘膝闭目。直到武汉三镇全部被革命军占领，黎元洪才表示倒向革命军一边。
这不过是后人野史罢了，其实，黎元洪自称黎黄陂，实在是因为被一群黄陂老乡扶上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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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后，黎元洪再三推辞都督一职，张振武愤而直言：“这次革命，虽将武昌全城占领，而清朝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个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如今，黎元洪既然不肯赞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举，不如将黎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声威，使一班忠于异族的清臣为之胆落，岂不是好？”
但还是被黎元洪一群黄陂老乡救下。
其一蔡公济民又名国桢，字幼襄，湖北黄陂人，于一八八六年出生。
天资英敏，少有大志，通经史，善诗文。
一九〇九年孙武从日本归国后，在汉口成立共进会。他与彭楚藩、牟鸿勋等同时加入该会，于是湖北革命党初具规模。不久，蒋翊武、刘尧激(刘复基）等组织文学社。他与蒋湖武、王宪章、张延辅等友善，故又为文学社成员；后又经查先佛介绍加入同盟会，并任同盟会湖北分会参议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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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时，他认为革命良机已到，于是促使文学社和共进会于一九一一年九月联合成立领导机构。联合大会上，他被推举为参议长。仅次于孙、蒋二人。
十月九日，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不慎爆炸，起义计划泄露。
十日下午，新军工程营革命党人熊秉坤同他约定：工程营先发难，第二十九标立刻响应。晚七时许，熊秉坤带队通过右旗左侧门时，如约鸣枪为号。他闻枪声即带领新军响应。在枪林弹雨中，他身先士卒，猛攻督署，清方顽抗，他情急智生，取棉衣浇煤油纵火，顷刻间延烧至清督署大门。熊熊大火又为炮兵显示射击目标，因而很快攻下藩署，瑞激逃走。第二天占领武昌，完成武昌首义盛业。
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后，他任参谋，后任各部总稽查要职。章太炎先生赞誉：“君之功，汉二十八将侪也。宜充将帅，镇安封畿。”诚非溢美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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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吴以贞，号良村，一八八八年农历七月十一日，出生于湖北黄陂东乡蔡家榨。
辛亥革命前，任湖北革命党报《公论报》和《大江报》主笔；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军部秘书长、《中华民国公报》主笔、社长兼总经理、湖北省教育会会长等职。
黎元洪担任都督，蔡济民等起义骨干组成谋略处，他被推为军务部秘书长，同时，受命与牟鸿勋，任岱青、张荫庭、张肖鹊等一道筹办《中华民国公报》。
其他吴兆麟是武昌人、李翊东是黄冈人，吴醒汉，黄陂人。均是鄂东人。
你说行不行？不行也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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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革命党人大多是行伍出身，阅读了许多的反清宣传品，对清政府有一种朴素的反抗情绪，而对政权建设问题缺乏认识，他们的行政经验极端不足，导致了黎元洪的上台。起初，黎元洪对军政府都督一职并不积极，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依靠经过时局历练的立宪派进行夺权。立宪派对政府的组织行为、权限划分等问题十分清楚明了，他们夺权就比较顺利，很快就控制了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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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集团通过各种手段打击湖北的革命力量，使得湖北革命果实过早丧失，湖北军政府被牢牢控制在黎元洪手中。
黎元洪前期被革命党逼得不行，后期利用乡党，回过神来，弄起一片山头，悍然杀向革命党。
黎元洪上台后，便开始施展稳固自己统治的伎俩，他利用排挤、打击、杀害等手段迫害党人，力图独霸湖北的军政大权。首义后不久，以黎元洪为首的立宪派分子为了控制军政府，镇压了1912年2月的群英会“二次革命”、屠杀了7月反黎的祝制六、制造了“张振武案”、绞杀了“南湖马队起义”，通过种种手段清洗反对力量。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经过假惺惺的追查依旧暴露了袁世凯刺杀革命元勋的本来面目，全国舆论大哗，革命派反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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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黎元洪却死心塌地地跟随袁世凯，对宋教仁被刺，他极力为袁世凯辩白：“所虑望风承流者，误会意旨，到处聚众开会，言论过激，骇人听闻”，他信誓旦旦地向袁世凯保证：“如其尚有疑猜之黑幕，元洪不难联合各都督，全力担保永守共和之责任”，甘心为袁世凯卖命”。革命派对他进行游说，他却置之不理，抱定“非袁则乱”的宗旨。
湖北的革命党人却持激烈态度，“武汉首义之区，党人尤众，时蒋翊武、詹大悲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正、副部长，主张讨伐，汉口国民党《震旦》《民国》两报，亦极力鼓吹”。
黎元洪对革命派的活动十分警惕，派暗探四处搜查、盯梢，1913年5月20日，改进团骨干分子容景芳在汉口如寿里请客，被侦探嗅出蛛丝马迹，当场逮捕多人，秘密杀害20余人，黎还下令通缉改进团成员。事件发生后，黎元洪请求袁世凯“饬豫南总司令李纯，派驻扎于信阳州之北军一团来汉，分扎桥口、刘家庙，日日作准备战斗状。”
黎元洪极端害怕革命力量的发展，二次革命前后，他遍布暗探、巡警、军队，到处搜查，几乎每天都要杀人，把湖北变成人间地狱。
黎元洪知道各地的革命党人在武汉设立了许多机关，为打击革命力量，他利用种种手段。因为有风声传闻革命党在茶馆接头，为了抓捕革命党，黎元洪曾经下令“都督府附近之大小茶馆，均经勒令歇业，酌给迁徙之费，长街各茶馆则不准作夜市。至城内外小茶馆，不能坐多人者，仍准营业”。湖北进行反抗的大多是被裁减的军队士兵，黎元洪对他们防范甚严，四处捕杀，8月以来“秘密机关之破获日来愈见其多”，所以，他“申令做戒该退伍兵，速自回籍，有逗留不去者，一经查获，即以军法从事。故巡警在各处客栈搜索甚密，日必二三次”。党人本来准备于8月28日举事，被暗探窥破，一个晚上就破坏党人机关“七八处，”，逮捕“六七十人”。主要是集贤大旅馆、宣讲团、汉江春茶楼、蒲圻学社、南湖炮队、巡道岭机关、大板桥、龟山麓祥记成衣店等，这使得革命派没有地方从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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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团失败后，武汉“缇骑四出，军警密布，拿获之犯，日有所闻。都督府军法处已成一大流血场。连日在内秘密处决者共有二十余人，所杀者军政学界知名之士”。黎元洪还专门清洗鄂西人士和湖北的湖南人，为此，谭人凤与黎元洪展开斗争，他写信斥责黎元洪道：“昨抵鄂，闻公近日政策，专以仇杀湖南人为事，而其被杀之人，则不审罪名，不问姓名，概以‘乱党’二字加之，立予枪毙。
此等暗无天日、惨无人道之举动，即前清官吏有如赵屠户其人者，尚未闻狠毒如此”。“惟试问，武昌旅馆禁湖南人居住，旅鄂在公人役，多数命令撤差，岂玉石不分，可一网打尽邪？”“此等野蛮政策，即施之渺不相关之秦越，尚属不可，何况辅车相依之湖南”。“公忝为副总统，有辅国致治之义务者也，而黑暗反较各省尤甚，辅国云乎哉？祸国而已”！
江西、上海等地的革命党派人到湖北，本“决定于本月二号夜举火为号，扑攻军府”，不幸被侦探破获，黎元洪于8月1日杀“二十余名”，2日杀“八九人”，3日杀“五人”，几乎每天杀人为乐。“一二三号杀戮多人中有名杨应龙者，系南京黄总司令所派在汉口组织讨袁军队”，被黎杀害；蒋德明、唐志超、谭振邦“三人俱湖南派来联络军界者，因寓粮道街鸿发栈，为栈主窥破行动，报告拿办。其余所杀之犯，不悉姓名者甚众”。
党人李汉辉准备轰炸汉阳兵工厂，“在场巡警中之湘人，悉为内应，以抛掷炸弹，夺军械，然后乘势渡江共计都督府”，事情泄露，黎元洪杀死多人，并将巡警中之湘大概行斥退。
正如《辛亥武昌首义史》中所讲：从7月下旬到8月下旬的四十多天里，黎元洪“日有擒斩，连续不绝”，至9月初，被黎元洪屠杀的革命者至少300多人，“军法处监狱囚犯由八百余名增至一千有余，几无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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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湖北人才折损至少20年之久！！！
黎元洪引狼入室，放任北洋军肆虐湖北，各地经济遭受沉重打击，以王占元为例。
1910年，武昌掀起学生风潮，王占元仇视学生运动，极力主张逮捕学生，镇压学潮；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冯国璋第一军辖第二、四两镇，王占元的第三协随冯军由京汉路南下，镇压革命。王部伙同其他清军从民军手中夺取汉口，王纵兵烧杀抢掠，极为残忍。火烧汉口，王为罪魁之一。11月末，王部又配合李纯等部清军攻陷汉阳，迫使革命军孤守武昌，致革命陷于严重困境。
王占元在鄂数年，毫无政绩可言，只知凭借权威一意搞线，犹对人自部说：“我在鄂居官，既不横征暴敛，也不卖官鬻爵，我善于经营生意而得有积蓄。”王占元本人既贪污，其部属贪赃枉法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这班人员腰纒累累，于是狂嫖滥赌。督署军需课长魏联芳、湖北全省烟酒事务局局长黄租徽、第二师軍需官关建侯、湖北全省硝磺局长陆荣棨等，每赌一场输赢巨万。
整个湖北一团糟，老百姓苦不堪言，各地土匪蜂起，生不如死，整个社会经济简直比前清还不如！！！
至今搞不懂这种杀人恶魔，鄂人之公敌，为何那么多湖北人还在拼命鼓吹，也许都是鄂东或者是黄陂人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