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九中求学记一一从601到606

作者（后排右一）
我小学最后读的是平等小学，称平小。平小旁边，隔一道竹篱笆，是南宁第一初级中学，简称一初。
放学的时候，两个学校的学生，并排在篱笆两边走，我们几个调皮的同学，有时会隔着篱笆，向那边有说有笑的“大怪”们喊:
“一搓（初）老泥大大够！”（一搓身上的泥垢得一大团）
然后，篱笆那边就会飞来一阵泥块的暴雨，我们落荒而逃。
一转眼小学毕业了，按学区分，我们都被升到“一初”。
轮到我们一”搓老泥”了。
现世报啊。
幸运的是，一初那时已经改名南宁九中。我们是九中的第二批学生，平心而论，九中是很不错的学校。
我一位略通星相的同学说，九中同时占有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就是建得及时。一初改九中，正值大跃进初期，什么都可以一哄而起。如果晚改两年，赶上全国大饥荒，不要说改九中，连一初都会被“搓”掉。
地利就更不用说了，九中对面隔一条马路，就是望火楼、桂剧院、百货大楼，当时南宁最著名的三座地标式建筑。
学校门口是著名的朝阳广场，南宁中心的中心。怎么样，寸土寸金吧？在这金粉繁华之地读书，会让人有“春风得意赤脚疾，一日看尽南宁花”的豪气（那时候我们还有很多人打赤脚上学)。
至于人和，我那位会卜卦的同学是这样说的：九中周围有很多大机关，像建工局、邮电局、交通厅等，也有很多贫苦居民的聚居地，像交易场、西关路、双孖井等。两种成长环境截然不同的子弟在一起读书，就会迸发出智慧的火花，生物学上叫“远缘杂交优势”。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不管怎么样，1960年9月1日，我走进了九中大门。
走过一条长长的甬道，一座巍峨的大楼（当时的感觉确实如此，虽然好像只有两层)矗立在眼前。大楼中间开了一个大大的门洞，一直通到里面的操场。门洞两旁，贴满了上一届(59级)各班的墙报。墙报上琳琅满目的诗歌，漫画和犀利的短文，令我们这些土包子新生惊叹不已。印象最深的，有张达平的政治漫画，卢克焕的科技小品，雷润生的抒情散文。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广西文艺界、科技界的大腕。张达平是大画家，雷润生是名校教授，卢克焕更是在基因工程方面取得世界领先成果的著名学者。
过了门洞，就见三栋教学楼，围着一个很大的操场。空着的一面，是一座砖砌的大舞台。以后我们很多故事，都要在这舞台上出现。
小学时的好朋友都拆散了，我分到601班。
九中60级一共9个班，601班排第一。开学典礼时，全班坐在操场前面第一排，正正在大舞台下面。
会开到一半，黄品洁校长正在舞台上面训话呢，我们班两个男同学不知怎地打起来了，从这头打到那头，会场顿时大乱。班主任叫韦广利，一个师范刚毕业的小年轻，在一旁左拉右劝，束手无策。
这时，走过来一个英俊挺拔的中年人，穿一套精致的西装，一手一个，把两个捣蛋鬼提溜出去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大帅哥叫吴乐亨，是副校长。
601的调皮捣蛋，由此出名，也为二年后的寿终正寝，埋下了伏笔。
那次开学典礼，还有一个很奇葩的插曲，就是打擂台。
打的不是比赛学习的擂台，是讲生产自救的。那时，饥荒已经在全国蔓延，每个人都饥肠辘辘。我们中学生，每人每月有28斤粮食定量，但有一半是用红薯顶，根本不够吃。所以国家鼓励各个学校自办农场，种些萝卜青菜自救。上一届大同学已经把农场办得有模有样了，那天校长讲话后，就由他们表态，本学期要生产多少充饥物。
591班的上去说，要种出500斤南瓜。
592班的说，要种出1000斤大白菜。
最后一个面色黝黑的大个子，一上去就说：我们要生产30万斤小球藻！
顿时，全场掌声、欢呼声雷动。连黄校长都面露微笑，连连点头。
小球藻就是池塘里的青苔，据说很有营养。那时候饥不择食，街上小球藻糊糊卖到五毛钱一碗，还要排队。如果有30万斤小球藻，全校都不用饿肚子啦！
掌声刚落，大个子赶紧补充一句“带水！”
“唉！”台下一片叹息。敢情是30万斤带点青苔的池塘水呀。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敢放卫星的大个子叫韦庭初，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
开始上课了，第一节是语文。铃一响，走进一个温文尔雅、头顶微秃的中年人。
“我叫雷普，春雷普震大地的意思。来自津头雷屋，是大教育家雷沛鸿的嫡亲侄子。”
一开头的自我介绍，就把大家镇住了。津头雷屋，南宁的名门望族，谁不知道啊。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先声夺人。
不愧是教育世家，雷老师的课讲得真好，深入浅出，绘声绘色，不时插入他独创的教学方式。讲郦道元的《三峡》，念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时，先念了一遍，然后用自己找来的湖北曲调，谱成歌谣，声情并茂地吟唱，楚音苍凉，绕梁三日。
音乐也是我喜欢的一门课，老师叫杜亦鸣，精通音律，但那时的音乐课要配合政治，所以我们学的第一首歌，是《下乡去》:
“叫老张，和老王，背起行李齐下乡，奔赴农业第一线啊，参加劳动多打粮…”
当时，饥饿的风暴已经席卷全国，不时传来大批饿死人的消息。我们每天都是半饥半饱地去上课，学校里很多人饿得浮肿。城里开始把“多余的人”送到农村去，减轻城市负担。这首歌就是反映这个情况的。教地理的陈业贤老师也很有趣，他的儿子陈洪川也在我们班，上课时，陈老师拖长了一口优美的广州腔，慢慢唱道:
“.……南罗得西亚，首都是利奥波德维尔·……”
其实就是今天的刚果和金沙萨。那时候非洲大陆还是白人的殖民地。我们白白跟他背了几十个国名，过两年全独立不用了。
还有一个年轻的女老师教俄语，她长得像个洋娃娃，我们叫她娜塔莎。她爱哭，有一次被调皮的学生逗哭了，跑去告状，不一会吴校长进来，把我们臭骂了一顿。
最好玩的是体育课，体育老师叫练宝光，带我们做完操后，就教我们打拳，什么南拳，北拳，马步双劈拳，还有乌龙入海，白鹤冲天，好玩极啦。我这辈子懂得的一点武术，都是在九中学的。
最近网上看到一个帖子，一个小学生说，语文是他的皇后，体育才是他最宠爱的华妃，我颇有同感。
601的老师优秀，同学也非常出色，有一个韦均宁，英俊潇洒，服装永远笔挺，外号叫“洋人”。他是俄语科代表，俄语有一个弹舌音，我们舌头硬，弹两下就不响了。他可以弹得山响，而且“嘟噜噜噜”地连着弹几分钟。后来，俄语老师叫我们和莫斯科的小朋友通信，我们寄去的都石沉大海，他的信很快得到一个叫卡佳的苏联中学生回复，是一个美丽的金发女孩，信里称他“亲爱的韦”，把我们羡慕得要死。
我的同桌李家权，也是很多同学的偶像。他是学校的短跑王，100米跑出11秒6，每天下午4点，他都要和老师请假，去跑马场那边的市体校训练，据说训练一次得三角钱补助。我们两个很铁，他暗恋班上一个女同学，每次写字条给她时，都让我看看有没有错别字。
女同学一般不跟我们玩，分男女界限。下课时，她们喜欢在一个角落里，唱当时刚刚流行的“洪湖水，浪打浪”。我们就在另一个角落，围着一个外号叫“有声鬼”的同学，听他讲笑话。“有声鬼”口才极好，故事讲得妙趣横生。我还记得，他说他隔壁有个老头死了老伴很伤心，就把老伴身体的某个部位做成标本，放在一个纸盒子里，每天看着哭。他的孙子好奇，打开盒子偷看，结果被狗一口咬走了。孙子很害怕，就抓了一只小鸟放进去，晚上老头打开盒子，小鸟“乎”地飞上天了。老头得跪下来，连连叩头说：天啊天，老妻变神仙了！我们听得笑倒了一片。
601是这样的令我快乐，到第二个学期时，我已经跟小伙伴们打成一片。他们给我的外号是“巨人”，因为我长得个子高大，而且喜欢打抱不平，加上我的作文经常得雷老师表扬，有点小威信。所以在601如鱼得水。
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一个学年快结束时，学校忽然宣布：解散601班，学生分插到各个班去。
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和李家权、“洋人”､“有声鬼“等好友挥泪而别。
再见了，我的601。再见了，我的皇后、华妃们！
30年后，1991年7月，601班在南湖公园聚了一次，来了30多人，雷普老师在酒桌上激动地说：你们班是教育史上的奇迹，只存在短短两学期，却有那么大的凝聚力！
601解散了，我和杨晓玲分到606班。
那个会点占卜的同学，临别时给我算了一卦，说去那边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等于没说）。那个606是个贵族班，机关干部的子弟多，你肯定当不成“巨人”了。还记得远缘杂交优势吗？没有了远缘，优势就没有啦。我说我本来就不想当巨人，听天由命吧。
到了606班一看，果然，个个都面白唇红，衣冠楚楚，整整齐齐地坐在教室里，当然没有我们601的随便。更奇葩的，有几个同学还戴着红领巾，不到14岁。
杨晓玲性格活泼开朗，加上和钟绮波早已是铁闺蜜，很快和大家打成一片。我人生地不熟，没有什么朋友，加上这里和601不同，是男女同坐的。我和李家权上课随便惯了，忽然间旁边换成一个女孩子，很别扭。
同桌女孩叫袁天凤，家住邮电局，梳两条长长的辫子，很文静。我们的桌子靠墙，她坐里面，我坐外面。有时候她从外面进来，我捧本小说正看得入迷呢，她就静静的站在我旁边等，也不催我。直到坐后面的黄虹声推我一把，我才发觉，连忙站起来让她进去。这种事不止一次，我至今想起来还惭愧，应该道歉一声。
平时心而论，606的班风确实比 601好多了，一下课，大家就互相请教，讨论学习上的难题。而且，怪了，几乎没什么人讲租口，这令我有一段时间很不习惯。
来到新班第二天，就遇到一件倒霉事，那天早上我迟到了，班主任和少雄老师正在黑板上演算习题呢，听到我报告，脸色一沉，说：“进来吧。”
下课后，把我叫到教室门口。
“知道606是优秀班吗？”
“知道。”
“那今天什么回事？”
” ……”
我抬头看看，教室里几个小红领巾，都同情的看着我。忽然，我见黄虹声站起来，径直走到我们身边。
“和老师，陈民生同学刚从后进班来，不懂规矩，你就放他一马吧，再说，圣人也有错啊。“
两肋插刀啊，我心里一股暖流。
和老师脸上漾起一丝笑容，说，去吧，以后注意点。这事我记得清清楚楚，50年来从未忘记。
由此我也知道，和老师看起来很严肃，实际上心地善良。据班上“原住民”老同学说，606刚开始时，班主任是郭汉生老师。郭老师是复员军人，身板水远挺得笔直，办事一丝不苟。偏偏这个同学年紀特別小，上课很吵闹。有一次上课，把科任老师都气跑了，受到学校领号的严肃批评。从那以后，郭老师按照部队的作风大力整顿，逐渐把一个俏皮捣蛋的班级打造成一个纪律严明的优秀班，所以606的人都很感激郭老师。50多年后，听说郭老师年迈多病，同学们还组织个小小的慰问团，去郭老师的老家梧州探望他，把郭老师感动得老泪纵横。
到了第三学期，班主任换成了和少雄老师。何老师是数学专家，教学的风格是严谨，严谨，再严谨。他具有一个优秀班主任所有的全部潜质：讲课生动，要求严格。他上数学课时，不时夹杂一些精彩的文学语言，令大家会心一笑。连我这个偏科生，都听得津津有味。在他的精心调理下，606班更上一层楼，班风、学习都大有进步。毕业时，全班在中考决战中大获全胜，升学人数、上重点中学人数和平均成绩，在南宁市几百个毕业班中名列第三，和老师也因此荣升书记。这是后话。
语文老师叫陈承杰，是一个儒雅君子。他文学知识渊博。讲课旁征博引，又写得一手漂亮的魏碑板书，赏心悦目。刚才我说到偏科，就是太喜欢听陈老师的语文课。
陈老师那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发表过许多散文小说，有时候得了稿费，就买些糖果，邀请我们去他家玩。他住在校园里，教师宿舍平房的东头第一间。那时他新婚燕尔，师母长得很漂亮，有点羞涩的过来倒水给我们喝。陈老师让我们坐好以后，从写字桌抽屉里拿出一摞稿纸，扬了扬说，昨晚又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叫《新来的女教师》，你们听听：
“九月的天空，瓦蓝瓦蓝的，xxx穿一身素雅的连衣裙，迈着轻盈的步伐走进xx中学大门……”
不好意思的说，我回到教室后，马上把这段精彩的开头记在小本子上，准备以后改头换面，用在我的作文里，所以一直记得。
陈承杰老师的“以不变应万变”作文教学法，使我们得益匪浅。在中考作文题目比较刁的情况下，我们班很多人语文都得了高分，为606班闯进全市前三立了汗马功劳。陈老师后来也当上了九中校长。所以606班不但学生出人才，老师也出人才。
同学中，我的第一个小老师是元鲁。我虽然比他高一个头，但脑细胞只有他一半。那时，他已经显露出将做教授的天分，循循善诱。我的几何题做不出，拿到前面向他请教，他会一口气拿出几种解法，比较它们的优劣…
“用这种先证两角相等再加来减去的办法，比较麻烦。如果在这里加一条辅助线，诺，你看，就很清楚啦！”
我的数学本来在601可以称雄，来到这里，只能甘拜下风了。这里的高手实在太多，孔令望，梁瑞明，黄厚基，甘艳风、赖水芬都是数学天オ，就是我的同桌袁天凤，也比我厉害得多，只不过我不好意思向她请教而已。
如果你以为606都是书保子，那就大错特错了。班里多才多艺的人多着呢。黄安宁，龙雨忠都画得一手好画，我们班出的板报《钢针》，图文并茂，一点不比高中的“大怪”差。李柱球、秦文高是篮球场上的骁将。梁瑞明、农敏权拉得一手好小提琴。冯怀侠的无线电技术全校有名。至于那些女生，就更不得了。开联欢晚会时，杨晓玲的独舞《蝶恋花》，何勉宜、张艳丽、袁天凤等几位女生的舞蹈《祖国像初升的太阳)，让大家拍红了巴掌。在一次全校文艺汇演上，我们班的小话剧《饺子煮烂啦》，因为情节生动，表演逼真，赞扬了同学之间互助友爱的精神，好评如潮。
606还是热爱劳动的模范班。当时，九中有两个农场，一个在五里亭，大约就在后来南宁钢铁厂那地方。每个星期六，我们都要从学校挑一担肥料，走十几公里的路，送到五里亭农场的菜地里。有时候寒风呼啸，手脚都冻僵，肩膀压得生痛。走到白苍岭，没有力气了，在山顶的“白苍岭门市部”买一块发糕，吃下去暖和些，又继续挑起担子走。那时，我都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啊。
另一个农场在苏卢（现在的安吉商业圈一带），那就更远得多了。那时那里还是一大片荒原，我们从学校走两个钟头的路到那里，马上开始劳动。开荒，种菜，浇水、施肥，一直做到中午，吃一点自己带去的饭，下午又继续干。一直干到下午三四点，才拖着浑身上下象散了架的身子，走两个钟头的路回市区。
苏卢农场还有一项很特别的工作，蔬菜成熟的时候，男生要轮流值夜，防止菜被偷。我和冯怀侠去值过一夜班。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手电筒，在菜地里巡逻。走啊，走啊，快天亮时回茅棚一看，衣服和帽子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
渐渐的，我不再怀念另一个世界里的601，融进了这个温暖的新集体，和班上的同学成了很好的朋友。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到梁瑞明家听他拉小提琴。他住在北宁街一座很高的楼房里，屋顶有个小小的阳台，可以望得见百货大楼和桂剧院。夏夜的凉风里，他拉琴，我听，两个人静静的享受音乐的美。《光明行》、《庆丰收》、《新疆之春》、《红军哥哥回来了》，那些悠扬的琴声，几十年来一直在我耳边萦绕。
我也喜欢到农敏权家看书。他住在安宁路，一座四面漏风的破木板房里。他自己有一个小阁楼，藏有很多书，我们放学后，就钻进那小阁楼里看书。阿农的父母都是拉木车的，收工回来一身是汗，见我来了，总热情的说，阿陈又来啦，来，同我们一起吃粥。就装一大碗热腾腾的新米粥，夹几块萝卜干，让我吃。吃完粥又看书，往往看到天黑才回家。我记得，郁达夫那几本小说，我就是在那里看完的。
蔡天禄住在区邮电局大院，他的家也是我们常去玩的地方。他有一个好朋友考得广西艺术学院，我和谭家贤、梁瑞明等几个同学就经常跟他到艺术学院玩。那时候艺术学院比较开放，各个教室都可以随便进去。我们看阳太阳教学生画画，听李志曙教学生唱歌，看舞蹈系那些美如天仙的姑娘们跳舞，有时候还钻进琴房里乱敲一阵钢琴，在艺术的殿堂里尽情遨游。
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我们逐渐告别少年时代的生涩，开始了青春的萌动。大饥荒的恐怖慢慢消退，国民经济逐渐恢复正常。毛泽东引咎退居二线后，新领导人极力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我们中学生的晚自修也不用去了。所以我们有很多个自由而快乐的晚上。
文化生活也真的开始百花齐放了。很多优秀的小说，戏剧，电影，也恰逢其时的在我们最需要文化滋养的时候出现。用当时一位作家的话说就是“腊鼓鸣，春草生，春天来了”。（两年后文革爆发，这句话被当成资产阶级猖狂反扑的进军号)。
在我们快毕业时，学校组织了一个合唱团。我们606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唱的歌曲是（太阳出来照白岩》，指导老师是杜亦鸣。一个多月的排练，让我领略到了高雅音乐的无穷美妙，一个团队共同打造艺木精品的过程，让一个16岁的中学生终生难忘。20多年后，我把这段美好的回忆，写成一篇文章，希望在全国普及、提倡合唱艺术。投稿到国内权威的《人民音乐》杂志，居然很快发表了。
转眼就快要毕业，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了。考完毕业试后，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爬上人民公园最高峰的烈士纪念碑下，眺望南宁的美丽风光，畅想各人的理想和愿望，留下了珍贵的合影。1963年7月28日，我们全班同学在教学大楼前面的榕树下，和黄校长、吴副校长以及和老师、陈老师等各位老师一起合影留念。然后，大家天各一方，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
对于我来说，606是我学生时代的最后驿站，是我备尝生活艰辛前的最后一曲田园牧歌。许多老师、同学的音容笑貌，大家朝タ相处的深厚友谊，温暖了我的整个人生。
初中毕业没多久，我就上山下乡当知青，然后到工厂当工人，从此再也没有进过正规学校的大门。（作者陈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