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京人养生的人类学研究

2003年，当非典病毒肆虐整个北京城时，冯珠娣和她的搭档张其成正在西城区做田野调查。公交车上、地铁里……处在公共空间中的人们小心警惕，唯恐一个喷嚏的出现。然而，什刹海胡同仿佛一个平行时空，在这里，人们如常地生活与养生。

对于生活在胡同里的人们而言，似乎一切生活的基本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这里的空气清新，在其中漫步常常会看到聊天的、剪发的、甚至是按摩的人们……在胡同里，人们积极地生活着，也在这积极的日常生活中寻求与实践着“养生”。

什刹海胡同里的生活图景不仅是北京城区的侧写，也有可能是中国养生群体的一个缩影。但同时，它又是特别的。千禧之际的北京犹如时代两侧的摆渡人，一边是对昔日帝都的怀旧与留恋，另一边则是奥运时代城市规划的潮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养生文明作为一种“传统”也被城市居民开发与再创造着新的不同的含义。

冯珠娣 (Judith Farquhar) 本文图片除特别标注之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由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讲座教授冯珠娣和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张其成合著的《万物·生命》一书从养生这一具体现象入手，探讨北京市民对良好生活状态和现实政治社会秩序的理解，在北京养生活动的现代表象之下，也流露着人们对于现代城市与制度的思考。

在书中，我们发现养生活动所体现的多元性、历史性和多重性随处可见，它不仅是老年群体或者是追求健康的人的专利。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实践养生，也从中获得愉快，而“找乐”也是冯珠娣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一再谈及的字眼。

《万物·生命》冯珠娣张其成著

“这是他们的北京，不要变得太快”

澎湃新闻：你可以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养生活动都包括哪些吗？

冯珠娣：我可以列举几个，它包括太极、唱歌、慢跑，甚至和朋友在公园聊天也是养生的一部分，我不能做一个客观的列表，因为养生活动取决于你怎么定义和实践它。

澎湃新闻：你在《万物·生命》中提到，北京的城市景观夹杂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养生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取得平衡？

冯珠娣：即使城市在现代化的发展下改变了很多，但它还是不得不为实践养生的群体开辟一些空间。对于一些人来说，不管城市怎么变化，他们坚持在公共场所中跳舞、打太极，甚至打麻将，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的北京，不要变得太快。

实际上，西直门原来全部是高速公路，后来政府在高速公路上面建造了一个大公园，因为他们知道人们需要一个地方聚集到一起去娱乐和社交。

事实上，北京的确提供了很多空间给这些养生实践者，不管他们的收入和身份是怎样。我曾经和一个在天坛公园里面锻炼的人聊天，他告诉了我他每周的日程安排：周二去天坛公园，周三去北海公园，无论天气好坏，每天都要去不同的公园锻炼，周周都是如此。他同时会购买公园年卡，公交车费也是有优惠的，所以即使收入很少，他也可以按照他习惯的这种方式进行养生。

但同时，我并不想把它浪漫化，现实并不都是美好的。我在做田野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北海公园的唱歌队，她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下岗女工，她们可以通过养生聚在一起默默地抵抗下岗带来的“不受欢迎”感。

此外，这些养生实践者还非常反对商品化，他们并不在养生这件事上花钱，比如办健身员卡。但这可能也是一种代际的现象，很大一部分人实践养生是因为他们年事已高，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并非如此。

澎湃新闻：北京的城市生活经历了几次历史更迭，但似乎也保留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惯习，对于养生活动的参与者而言，他们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冯珠娣：我觉得养生实践者们很坚持自身对公共空间的使用权。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内，虽然北京的公共空间经历了城市化与再城市化的过程，但是养生实践者们依然会将公共空间变成他们养生活动的场所。

城市设计师在重新规划城市的时候也将养生者的需求考虑在内，在数以千计的胡同被拆除、大厦林立的同时，很多新的公园和公共空间也出现了。比如说王府井附近的一个公园，它很狭窄，绵延了两公里左右，里面有很多雕塑和活动空间，人们也可以在雕塑之间锻炼身体。所以那个公园的设计者在设计的时候也考虑到了养生活动，才如此设计。

北京东城区草厂胡同街景。IC 图
澎湃新闻：你能再具体谈谈城市生活，特别是胡同的这种变化吗？

冯珠娣：大概在2004年的冬天，鼓楼和什刹海附近的胡同要安装暖气和热水设备，这是当时整个社区的一项重大工程，虽然铺设热水管道对于一些家庭来说并不便宜，但这对于生活在胡同里的人们的确是一种生活条件的改善。

社区不再烧煤了，空气质量和取暖等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改善——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改变，如果胡同可以被好好地保护，它们就不会被高楼所取代。

但同时，胡同也逐渐被私有化所替代。过去一般都是五六个家庭合住在一个四合院里，但现在越来越多富裕的家庭买下一整个四合院，将其翻新修改以后改装成了一个适合三口之家居住的豪华的房子。他们可以在四合院里停车，也有豪华的暖气设备、厨房等现代家居条件。

他们也不会常常出门和街坊邻居聊天，四合院的门一关就是一块豪华的天地——他们躲在紧闭的房门后过着自己的生活。因此，当你穿过胡同的时候会发现：很多门都不再像从前一样是敞开的了，也不会有街坊邻居互相串门插科打诨。你知道的，过去不是这样的。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提到，你的一位关注文化的美国友人来到北京后向你询问代表中国文化的特色，你勉强建议他去了解养生活动。在你看来，这种表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活动在当今社会依旧是一种自发且不受商业化侵蚀的活动吗？

冯珠娣：这其实是一种很幼稚的发问，对吗？他很关心当代的北京，但是当他来到北京以后，随处可见的现代化建筑、便捷的地铁轨道和商品化的商场让他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想了解一些很本土化的文化，而不是在全球随处可见的像星巴克、麦当劳这样的景观。

所以我建议他了解一下养生文化，但是养生也并非是很可靠的，你不能因为了解了养生文化而说，“啊，我现在看到真正的中国了”。我们很难在纽约找到一个非常美国的东西，在中国亦是如此。养生也在发展，人们也在不断地尝试着非传统文化的养生实践。

《万物·生命》的两名作者，冯珠娣和张其成

澎湃新闻：距离你做养生的田野也有20年了，你会觉得养生依旧是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吗？

冯珠娣：我觉得我的搭档张其成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养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因为养生在中国古典文学里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人们世代相传着养生的实践活动，而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以“国学”的讨论作为这本书的结尾。他很关心中国历史、哲学、中国人的生活等等，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关于养生文化的知识。

但是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很难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成不变的。人们总是在不断地创造新的东西，有时候他们从庄子中吸取一部分内容，传统文化也在这其中不断地被塑造与改变。

澎湃新闻：你认为现在的养生和20年前相比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冯珠娣：我现在不再做关于养生的研究了，我观察到的一个新现象是关于广场舞的。

在英文中人们称广场舞为square dancing，其实不够准确的，应该叫做plaza dancing，因为他们常常也在商场旁边的广场跳舞。

广场跳舞者形成了一种新的“防御”方式，他们会根据人们的反馈做出判断，他们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赞许他们，所以有些人跳得更积极了，有些人选择放弃跳舞。因此，关于养生有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和褒贬不一的反馈与评价的出现，这在2000年的时候是没有的。总的来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会加入养生的行列中，但他们会寻找一种不同于老年人养生的新的实践方式。

公园里跳舞的养生实践者们

“找乐并不是不重要，愉快很重要”

澎湃新闻：养生类的书籍曾在21世纪初掀起一股出版热潮，人们热衷于购买此类书籍，在你看来这是什么原因？这背后反映了人们怎样的一种心态？

冯珠娣：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我不确定自己能够回答。我在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养生类的书籍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被当作一种交换媒介来维护人际关系。人们在书店里翻看或购买这些书，往往并非是自己需要。

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官方的信息，也许是正确的，也许对自己有用，但也可能无用。他们更倾向于把这些书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的亲朋好友们，比如说，他们会把有关合理饮食的书送给患有糖尿病的岳父岳母，也会将有关婚姻和两性关系的书送给他们刚结婚的朋友，从而去表达他们对于这些人生活的关心。因此，书里面的内容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传播价值。

这背后可能也体现出了人们很认真地在钻研养生背后的深刻含义。我的搭档张其成想要了解北京居民的养生生活是否是中国古典文化的表达与再造，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他会询问人们对于气功的看法，也会问人们是否了解关于养生的诗歌和谚语。

很难定义他们是“民间哲学家”，或者说他们全部人都在思考反思养生背后的深层次含义，一些人的确只是为了找乐。

澎湃新闻：养生作为一种生命之道，十分讲究要遵循时间的规律，从一日三餐的起居安排到一年四季时节的变化，你认为人们对于这种时间观念严格的遵守来源于一种怎样的信念？

冯珠娣：一些养生保健者会强调自己对日常起居的安排：起床的时间、入睡的时间以及午饭后打盹儿的时间。在他们看来，如果保持规律的作息和生活，那么生活就是健康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年轻人积极地实践养生，因为他们不能规律地生活。

我们曾经采访的一个警察非常强调对起居的时间安排，因为工作原因，他随时都处于待命状态，每次发生紧急事件，他都必须冲在最前面。所以，虽然他平时没什么事可做，但又随时都在工作。在工作间歇，他靠抽空去游泳来实践养生，同时，他也从一些医疗相关的养生古籍去寻求建议。

书店里的养生书籍。IC 资料图
澎湃新闻：从你的叙述中，似乎每个人对于养生都有不同的理解，大家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去实践养生，是这样吗？

冯珠娣：对，这取决于他们对于养生的理解和想法，这些想法有时是从朋友那里听来的。有时，他们也会转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些人并不相信听到的有关健康食品的宣传，或者从养生书籍里寻求建议。对他们来说，吃面包和肥肉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

这其中也会有一些人类学的思考，究竟是实践先于养生想法，还是养生的想法先于实践？喜欢吃面包和肥肉的人觉得这是对他们身体有益的养生方式，所以，我觉得想法和实践是非常辩证的。人类学家很难在其中将人们说了什么而分类。

澎湃新闻：《黄帝内经》中对生命周期也有具体的划分，我们注意到依据对《黄帝内经》的理解，张其成针对青春期、壮年、中年到老年不同的阶段在心里与精神方面提出了不同的养生建议。人们为什么会从这种“自我控制”的自律生活中获得愉快？

冯珠娣：这不是自我控制，这是一种自修（self-cultivation）。自修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概念，从孔子时期就有，张其成认为养生就是一种自修。

反而，自律的生活是对自己有一个支配性，例如健身与节食，它们往往是不舒服的。但自修的方法应该是比较舒服的，但它又不是随便的，是一种感觉上的正确，与道德有关，也与集体有关。作为一个外人（outsider），我不能说我采访中的所有人实践养生百分之百地都是为了自修。

澎湃新闻：你可以再多谈谈这种“集体性”吗？

冯珠娣：我最近在人大开的课程是关于身体理论的，我们在课堂上讨论“身体究竟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在我看来，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中有一个张力。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个人必须为西方而生，他不是生来就是个人的。如波伏娃所说的——“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的”一样。

在北京，我们看到很多中老年的一代人在公园里唱红歌、跳舞。当他们在唱歌时，这是一种个体行为吗？你可能不会那么觉得，唱歌让这些养生的人们形成了一个团体，在集体中养生与自修。所以问题在于我们真的能分辨出什么是集体的行为，哪些是个人的行为吗？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回答，但是我们可以观察。

澎湃新闻：你的采访对象往往都爱把对养生的实践嵌入进社会和国家的意义中，将个人的健康愉快与公共事件领域所联系在一起。比如，刚从橡胶厂退休的曲志新养生的目的就是回馈社会，他在居委会开办了一个篆刻学习班，来发扬这门中国传统技艺，这体现了养生实践怎样的意义？

冯珠娣：我们在采访中很多人都谈到，如果照顾好自己就是好的中国人、好的北京人——而这不仅是自修的一部分，也是人们如何去理解心灵和精神的方式。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她的邻居是一位90岁的女人，她很健康，可以生活自理，也常常去超市采购。这位90岁高龄的女人也让她所在的街区变得更好，因为这位女士在那里，并且生活地很健康。

那一代人常常将养生与国家的概念连在一起，他们可能认为每个人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为人民服务，养生在他们看来虽然是为了找乐，也是为人民服务。

澎湃新闻：你在作品中花大量的篇幅探讨国学以及生命的意义，你认为近年来兴起的国学热与养生活动的流行有什么关系吗？两者的流行是否都是民族主义复兴的具体表现？

冯珠娣：也许有一定的联系，但我们无法确切地说出二者之间如何影响的。我认为那些养生实践者只是喜欢和朋友、邻里之间分享他们的养生观念，并没有劝说所有人都按照他们想的那样去思考。

但是一些国学学者会非常强调读经、读经典国学等内容进入小学教育课堂。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为国家服务的方式。但是养生的人，他们更多的是为了找乐，与朋友、邻里以及社区之间的互动也给他们带来了集体的乐趣。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养生作为一种活着的传统，能否解决当今时代存在的精神危机？

冯珠娣：精神危机是一件很个体化的事情。我觉得年轻人应该要多关注一些严肃的事情，但我这么说可能因为我已经老了，所以我觉得我做的比他们好。如果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去理解精神危机，如果我认真养生，它可能会解决我的精神危机，但对其他人来说未必如此。

我不觉得养生只是为了找乐或者只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它也是人们对于他们认知的“正确生活方式”的一种实践。人们不断地告诉我他们是为了找乐，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找乐并不是不重要，愉快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