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眼中的烈士蒋飞飞：这盏灯一直亮着，我们之前忽略了

四川省凉山州西昌森林消防大队三中队中队长蒋飞飞，是在木里火灾中牺牲的30名烈士之一，也是杨炼（化名）挂念已久的战友和同学。4月3日一早，杨炼从北京搭上飞往西昌的航班，见证了战友的最后一程。

以下是杨炼的口述：

我和飞飞是大学四年同学加军校一年的战友。2012年，从武警警种学院（现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毕业后，他回了四川，我留在北京，和他一样是森林消防员。去年，我离开了队伍。曾经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尤其还有那么多战友，我一直关注着他们的动态。

3月31日凌晨两点多，飞飞还发了一段视频，说又出发了。可第二天一大早，在办公室里，我听到朋友说木里火灾现场有一个中队失联了，当时隐隐约约地想：不会是飞飞吧？有了这个念头以后，你就会找很多可能知道这个事情的人去确认。大概在下午，我从飞飞的战友那儿收到了坏消息。

除了飞飞之外，这次牺牲的张浩也是我们同一个军校的校友。

我立即决定买票去西昌，送他们最后一程。

蒋飞飞。应急管理部网站截图

学生时代

从大一新生开始，我跟飞飞就在一块儿。

我们都是国防生，虽然还没有正式入伍，但是生活保障是按照现役军人的标准来的。9月份，开学没多久，天还比较热，飞飞头发理得特别短，天天背个绿色的军挎包，穿着部队发的体能服，短裤短袖，蹬着双迷彩胶鞋去上课。那个绿军挎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一直都背那个绿军挎。

飞飞有着典型四川人的豪爽性格，一口椒盐味的普通话。但是他非常喜欢英语，我英语非常好，英语老师常拿我和飞飞作对比，说飞飞基础不好，我也经常拿他英语发音不标准，跟他开玩笑，但是他不在乎。到了食堂，看见一群留学生在那儿吃饭，为了练习口语，他就坐过去跟他们聊天，打成一片。记得是上大三还是大几的时候，他还带着几个外国留学生到南充老家去玩。

临近毕业，大家都不免有些懈怠，有时候刚起床，站在窗边，就能看到飞飞已经背着那个绿挎包自习去了。

毕业后其实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的联系不是很频繁。因为离得太远，大家平时又都忙于工作，我们也没有再见过。但真正的好兄弟，也不是说非得天天联系，而是彼此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存在。

其实他当中队长的时间挺长，毕业后他就被分到了那个单位，从排长、副中队长、中队长，他一直在那儿。

我能想象他的工作状态。身为中队长，他有拿成绩的压力，有完成作战任务的压力，有把队伍管好的压力。现在的战士年龄都很小，十七八岁，离开家，第一次到部队，那是得既当爹又当妈。

但在认识的朋友、同事里面，仔细一回想，我从来没从他那儿听到任何抱怨和吐槽。就像他微信里发的，“天天在那烤太阳，晒成鬼了”。是那种乐观的情绪，没有别的。

去年8月，他到北京来训练，我们本来要见面的。从8月11号开始，再联系就到15号，又到了22号，由于训练忙碌，时间一变再变，结果最后约定的那天我正好有事。他说没事，工作要紧，下次再约。就这样一直没见成面。

追悼会

我是4月3日那天早上赶到西昌的，第二天就是追悼大会。

追悼会当天九点半，我和其他战友就已经抵达现场了。有很多民众进不去，就在外面等着，场内场外，估计得有上万人。

在火把广场的门口，隔着三四百米，我一眼就看到飞飞的照片。很熟悉很熟悉。但不知道是不是发型的缘故，比我印象中的那个蒋飞飞，要更沧桑一些，沉稳一些。

有个细节别人可能没有注意到——遗像下面的生平介绍，标注了烈士们的入伍年月，而不是参加工作的时间。所有的这些烈士，都是近几个月才脱下军装，成为应急管理部治下的消防队伍成员。这算是对他们作为曾经的军人的一种告慰吧。

说实话，虽然以前也有战友牺牲过，但我没有参加过这么大规模的追悼会。站着等待的近一个小时里，家属和领导还未入场，现场很安静，但人们小声啜泣的声音，此起彼伏。

十点一刻，家属进场。飞飞父亲来了，只记得他眼神茫然，看着让人心如刀割。我觉得那些父亲真的很不容易，他们都把巨大的悲痛掩藏在心底，转而安慰烈士的母亲。

后来在送烈士父母去殡仪馆的路上，我拍了一张照片，一位烈士的父亲坐在车子前面的座椅，烈士的母亲坐在后面，父亲就把手从靠窗内侧的空隙伸过来，紧紧握着母亲的手。我觉得父亲们那种隐忍反而更让人痛心。

追悼会全程，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飞飞的遗像上。每看一眼，就抑制不住地流眼泪。

最后是献花环节，从台下领了花，我们依次上台。那是我离飞飞最近的时候，花就摆在他的遗像下面。你问我想的是什么？其实脑子里该想过的，该难过的，该痛苦的，都已经想过了。这算是我们的久别重逢，默念着，今天我来了，代表所有同学来看你了，你不孤独。就希望他安息吧。

爱人

追悼会的前一天，我见到了飞飞的爱人。

进了医院，我们直接问英雄的家属在哪儿，马上就有医护人员指给你，说在妇产科的哪个病房。那是我第一次见她。

她穿着像睡衣一样的粉红色衣服，坐在床上，非常黯然神伤的样子，病房里坐满了陪护的亲友。我注意到她手里一直捏着个什么东西，她妈妈告诉我，那是飞飞的钱包，从出事那天开始，女儿就一直攥着没有松开过。

我说，我代表飞飞生前的战友还有他的同学来看望你，希望英雄已逝，生者坚强。她勉强坐起来，跟我们聊了一会儿。大概飞飞跟她聊起过我们，同学们的名字，她都一一念到，也包括我的名字。

离开医院之后，我们保持着联系。信息里，她回：“你们和飞飞给我的爱和关心都太沉重，我一定要坚强，我也必须要坚强。”

我从他的战友和家属那儿听到了更多关于飞飞的点滴。大学时被他带到南充老家的那些留学生们，他依然保持着联系，据说，他那些外国朋友，还准备在他结婚的时候，从世界各地赶过来看望他。但是，都没有机会了。

追悼会结束后，烈士们的遗体接着就火化。当我第二天早上赶到殡仪馆的时候，飞飞已经“出发”了。下午，骨灰送抵南充，飞飞的哥哥给我发了条短信，说已经安葬了。

那天早上，我八点半左右从宾馆出来，在殡仪馆一直待到将近十点，送别了另外几位烈士。从殡仪馆到机场的路上，市民们自发地等在路边，他们并不知道烈士的灵车什么时候会经过，就一直在那等。

烈士们出城的所有高速路入口，包括机场的路边，都有人拉着横幅，写着“烈士一路走好”这样的标语，还有人高喊着“英雄一路走好”。快到机场了，路过西昌学院，我看到西昌学院的师生都站在路边，等着烈士的灵车。

坚守

我们那一批北京林业大学国防生队，分了好多专业，有土木、信息、法学、林学等等。法学的就只有那么十来个人，现在都还在一线。

其实，有太多像飞飞这样的人了，当年在学校里可能都是一号风云人物，但是部队把他们分配到远离家乡、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就坚守下来了。我可能是因为幸运，一直就在北京工作，但是我去过那些地方，去过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场所，很艰苦很艰苦。

蒋飞飞生前照片。受访者供图

有一年4月，我到东北参加演习，一个大学同学从帐篷里钻出来从我身边走过，我都没有认出他。因为长期在野外，也没有时间洗澡，反反复复地在森林里训练，整个人就是脏兮兮的、黑乎乎的。

要说危险的话，没有哪一次灭火作战是不危险的。城市消防也有危险，但森林消防的最大不同在于，战场都在深山老林，到达最近的公路下车后，要扛着装备、给养，爬山涉水很久才能抵达目的地，但那个时候人已经精疲力尽了。

还有一个不同是，我们一出发，常常十天半个月才能回来。起火点在深山老林里，你光开进到火场就得花很长时间，到了火场以后你得灭火，火灭了，你还得看守火场，防止它复燃，又得一段时间，完了再回撤，整个周期当中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蚊虫叮咬、山体滑坡、树枝掉落……我大学有一个学弟，也是四川的，在执行一次任务过程中，车辆翻下悬崖，牺牲了。他是我认识的国防生里面第一个牺牲的。

这次只有四名消防员幸存了下来，大家不都在讨论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吗？我不能揣测他们的状态，只能根据我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来分析。其实在经历了这种突发意外以后，人会一直处于一种茫然和空洞的状态，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会一直非常痛苦。其实让人感觉到恐慌和不适的正是那种茫然。他想痛苦，他可能发现自己痛苦不起来，他想流泪，他发现眼泪流不出来，人就像被一堵墙给堵住了一样。你说他有多恐惧吗？其实谈不上。你说他有多悲伤吗？其实他和大家一样悲伤。但是他堵在那儿，他表达不出来，这恰恰是最危险的，需要帮他把这种情绪释放出来。

像一盏灯

飞飞学习非常好，英语六级考了600多分，军事素质也非常好。他是2017年的武警部队优秀教练员，全国范围内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是一名大学生，相当于我们基础军事训练就只有在军校的那一年。但是他下到基层以后，通过他自己的学习、努力，成为了佼佼者。他完全可以在大城市立足，虽然有很多机会，但他依然坚守在一线。

当他真正到了部队，扎根在一线以后，他又变成了一根钉子。

为了践行自己的使命和承诺，他穿上了这身军装，转制后又穿上了应急管理部的火焰蓝制服。飞飞这样的人，他不会特别冒头，他可能就一直在那里非常安静，非常坚韧，没有什么特别事情的时候，你可能都不会关注到他。

但是，这样的人往往你去回忆的时候，会发现他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因为所有的人都多多少少有变化，但飞飞依然还是当年那个飞飞。恰恰具有悲剧色彩的是，这样的人当他离开了我们，我们才能感觉到他的指引作用。

这盏灯一直在亮着，但是我们之前忽略了它。他的这种力量是持续的，不需要你去挖掘。很多人不在了，可能我们需要绞尽脑汁地找他的闪光点，飞飞真的不需要。

新京报记者张惠兰编辑胡杰校对陆爱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