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4成女孩正在经历痛苦的社交欺凌, 父母和老师却看不到…

2022-5-23 18:17| 发布者: admin| 查看: 339| 评论: 0

肢体霸凌只是校园霸凌的一种形式而已,相比之下,有4成霸凌属于社交霸凌 ,更加普遍,也更难被大人察觉。
作者:雪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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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我们偶然看到了一组惊人的数字。

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项目对全国一万多名初一学生进行了持续的跟踪调查。调查显示,在初中阶段,有61.2%的学生受到过至少一种形式的校园欺凌。也就是说,两个孩子中,至少有一个被欺凌过。

我的孩子,会不会受到校园霸凌?这大概是作为父母的第一反应。

而说到校园霸凌,我脑海里出现的,是很多电影里的画面,像《少年的你》里面那样,辱骂、殴打,甚至扒了衣服拍裸照。

但是,根据调查数据,肢体欺凌只是校园欺凌的一种形式而已,遭受过肢体欺凌的初中生比例为21.7%。相比之下,言语欺凌(52.3%)和社交欺凌(41.8%)更加普遍,也更难被大人们察觉。

肢体欺凌和言语欺凌从字面意义上就能理解,但社交欺凌是什么?什么样的孩子会遭受到社交欺凌?它会带给父母、老师,包括整个社会文化,怎样的警示和思考?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邀请帝呱呱的特约作者雪竹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采访。

雪竹是伦敦政治经济大学传播学硕士,曾经在电视台、出版社、新媒体工作过,有丰富的采访经验。今天的文章里所有孩子使用的是化名,但所有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故事。

它将向你揭开,校园欺凌触目惊心的另一面。

女孩间的“战争”

对1996年出生的李玲来说,小学分为两个阶段,五年级前和五年级后。

五年级之前的一切都充满阳光。活泼的她是班长,也是班上的文艺骨干,经常穿着漂亮的公主裙参加晚会汇演。她享受舞台,享受被瞩目的感觉。李玲同时还是优等生,但不是死读书的那种优等生:偶尔也会耍耍小聪明,作业能抄则抄;她每天练琴,偶尔也会把琴声录下来循环播放骗过爸妈。省下来的时间她会偷偷看言情小说,最爱的是讲述“无邪少女追逐爱情”、"挣脱命运枷锁"的《麻雀要革命》。

她身边从不缺朋友,男孩女孩都玩得来。对李玲来说,受欢迎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直到2006年,她升入小学五年级,一切骤然转变。

那年秋游,一位男同学当众向她表白。李玲并不喜欢他,但她不知该怎么拒绝。耳边充斥着同学的起哄叫好声,脑海里全是言情小说对浪漫爱情的描写,就这样,李玲稀里糊涂地成为了他的女朋友。

打从那以后,李玲再和别的男生说话,就会被当成“不守妇道”、“太骚了”的证据。她发现总有女同学在后排议论她,笑她发育了还不穿内衣、松松垮垮的内裤边都露出来了。

即便离得远听不清同学的议论,李玲也知道她们在说她,因为她们会盯着她讲话、翻白眼、撇嘴、微笑。小孩子要表现出讨厌,可以表现得很明显。

她知道有人在学校的贴吧上开了一个帖子专门骂她丑,还有人和老师打小报告诬陷她考试作弊。

李玲给所谓的男朋友写了封信,以“两人都应以学业为重”为由委婉地拒绝了他。她认为,她犯了错,只要把错误纠正过来就好了,一切就会回到从前。没想到的是,这被当成她是“绿茶婊”的证据。小孩子可能并不懂得“绿茶婊”的确切含义,但只要有足够的侮辱性,就够了。

五年级竞选班委,李玲竞选班长失败,又连着竞选几个班委,全都失败。她直观地了解到自己在班级的人气变化。

那年生日,爸妈给了李玲50块钱,让她邀请小伙伴一起出去过生日。从前,李玲被朋友环绕,一呼百应;如今,她连一个能一起过生日的朋友都没有。

生日那天,李玲硬着头皮邀请了一位看起来比较友善的女生,告诉她今天是自己的生日,要不要一起去吃肯德基。那位女生去了,但李玲还是很受伤。“我觉得我是用钱把她叫过去的,她只是为了那一餐肯德基,而不是真心为我过生日。”

直到大学,李玲都不愿过生日,她不相信有人会真心祝福她生日快乐。今年,26岁的她看到《女孩们的地下战争》这本书,她才意识到自己经历的是校园欺凌。
只有孩子能看到的幽灵


2002年出版的《女孩们的地下战争》是第一本讨论女性欺凌问题的专著。书的作者西蒙斯采访了曾是欺凌对象和欺凌者的女孩们,她发现通常女孩不会像男孩那样,用直接的攻击语言或行为来发泄不满。


女孩倾向于采用隐性攻击的方式来攻击对方。女孩会悄悄地使眼色、传纸条、散布谣言,用小动作为难其他女孩,一如李玲同学的所作所为。


社交欺凌,也就是关系攻击,是女孩们最常使用的隐性攻击手段之一。


关系攻击,简单的说就是故意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伤害他人,比如突然的冷落、爱答不理,比如拉拢小团体搞针对,比如威胁绝交,比如女孩间经常说的“你再怎么怎么样,我就不和你玩了”等等。


也许有的家长会认为这种行为并不是欺凌,只是女孩们的社交技巧还不够成熟,长大了就好了。但是,如果是社交技巧幼稚,对当事人所造成的伤害是无意的,也是偶发的,而李玲的同学显然是有意对她进行持续的伤害。


根据最早研究校园欺凌的挪威心理学家丹·欧维斯的界定,欺凌有三个基本特征,即权力不对等、故意伤害性和重复发生性。被欺凌者受到的伤害是校园欺凌最重要的界定标准。伤害既包括身体、财产等可见的伤害,也包括精神痛苦。


所以,李玲所遭遇的是确定无疑的欺凌。这类欺凌行为会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伤害,却难以被老师或家长察觉。


从那时起,李玲唱歌会跑调,她再也不敢在课堂上举手回答问题。除了和同桌讲话,她回避任何和男生交流的机会。她越想把自己的错误隐藏起来,越会犯错,越被嘲笑。李玲的自尊完全被击碎了,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又丑、性格又糟糕、不配被人喜欢。


没有大人发现李玲的变化。老师认为她仍是同学间的宠儿,认为李玲和已经绝交的好朋友仍是闺蜜。事实上,曾经的闺蜜正是此次欺凌的发起人。她喜欢向李玲表白的那个男孩。


对于这种现象,西蒙斯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我立刻想起了一些恐怖电影,里面的幽灵只有孩子才能看见。

成人也在同一间屋子里,经历了同样的瞬间,却看不到周围有多少事情正在发生。因此,如果教室里有女生不动声色地攻击他人,哪怕老师近在咫尺,攻击对象都是绝望无助、孤立无援的。

在家长面前,女孩们一如既往地阳光温柔、听话乖巧。她们小心翼翼把阴暗的那面藏好,像个微笑机器人一样倾听、附和、点头称是。家长一如既往地骄傲——自家女儿还是那个好女孩。





电影《阳光普照》


欺凌不需要理由


2013年,刚升上初三的吴韵(化名)转到了一所新学校,同学薇薇(化名)是第一个向她示好的人。刚一下课,薇薇就主动来和她搭话,陪她一起去卫生间,中午一起吃饭。和薇薇在一起没有冷场的时候,因为薇薇会不停地说话。


跟薇薇搭伴玩了几天,一次自习课,同桌突然一脸严肃地跟吴韵说,薇薇不是什么好人,最好离她远点。吴韵不理解,在她看来,薇薇白白净净的、爱干净,学习成绩优异,除了热情到有些粘人外,几乎没有缺点。吴韵问为什么,得到了一个含糊的回答“她人品不好”。


又跟薇薇玩了一段时间,吴韵发现班上的其他同学开始冷落她。她才意识到那次“劝告”其实是“警告”——如果她不听话,她就是下一个。


通过观察,吴韵察觉到薇薇在班级的微妙处境。如果是人缘好的同学朗读或者翻译课文,走下讲台时一定会有人发出欢呼或者怪叫。这是小孩间的潜规则。但薇薇下台时,没有任何同学做出一点表示,她就像被所有人抛弃了。吴韵还发现薇薇平时很沉默,不言不语,只有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会滔滔不绝。吴韵知道,薇薇是怕被她讨厌,在极力地讨好她。


慢慢地,吴韵不再和薇薇说话;同学嘲笑薇薇时,她会跟着附和。慢慢地,吴韵被其他同学接纳了,她成了团体的一员。


有一天,趁薇薇不在,吴韵恶作剧往她的书上滴胶水。瓶里没剩多少胶水,没滴出来,但薇薇刚好回来看见了。情绪激动的薇薇一边骂吴韵一边哭。十几年过去了,吴韵还记得当时的那张脸,白净的脸上满是泪水,嘴角还挂着讨好的笑容。


吴韵没想到薇薇的反应如此之大,她也哭了。旁观的同学看到吴韵哭了,纷纷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替她说话,指责薇薇“太咄咄逼人了”、“她只是开个玩笑”、“她不是故意的,你喊什么”……


“我做了错事,却得到大家的怜惜和安慰,她什么都没做,得到的却只有孤独,”吴韵说,“想到她一个人面对我和站在我身后的同学,该有多么绝望,我真的觉得很后悔,非常的后悔。”





电影《悲伤逆流成河》



初中毕业多年后,吴韵偶然遇到了初中好友,又提起这段往事。吴韵问她当时为什么大家都讨厌薇薇,好友想了想,语气轻松地说“不知道呀”。


或许原因并没有那么重要,甚至可能没有所谓的原因。吴韵说:“爱和恨会让小团体更加团结,只不过我们刚好选择了恨而已。如此简单,就决定了一个女孩初中四年的命运。”

好女孩不愤怒


提到女孩间的小团体,不少人认为这是女孩的本性。特别是在各类宫斗剧和所谓的“大女主剧”的拱托下,女性似乎天生喜欢拉小团体,热衷于勾心斗角。女性虚伪、刻薄、口是心非、工于心计。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



女孩们之所以会把关系作为武器,绝不是因为天性使然,而是因为她们缺乏处理不满、受伤、背叛和嫉妒等日常情绪的手段。


每个人都有负面情绪,每个人都需要渠道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男孩可以表现得直接,他们可以行为粗暴,可以举止霸道,甚至可以打架。“男子气概”一个词足以为男孩开脱。


女孩不行。好女孩应该是温柔的、友善的,顾及周围人的情绪。社会规范要求女孩乖巧、听话,要求女孩合群。“好女孩”应该被喜爱,应该受欢迎,应该多说“好的”,少说“不”。


女孩们从来没学过如何正确地表达愤怒,从来没有人教过她们。她们只学过如何不去表达,如何压抑自己的情绪,如何摆出甜美的微笑以满足家长的期待。


在正常冲突中,两人用语言、声音或拳头解决争议,就事论事,对两人关系不会有什么影响。然而,如果愤怒无法表达出来,如果冲突中不存在其他工具,这段关系本身可能就会成为武器。


女孩不被允许与别人大声争论,更不被允许用武力解决争议,她们能利用的只有关系。


在把关系当成武器的同时,女孩们也清楚地意识到,直接对另一个女孩提出异议,明目张胆地违背社会对女孩行为的要求,可能会导致许多人和自己作对。一个人过于显眼,一群人则不会。置身于团体中参与冲突,任何一个女孩都不必对自己的攻击行为直接负责。


在团体的掩护下,女孩可以维持自己的“好女孩”形象的同时,发泄憋在心中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怒火。


身为小团体的一员,女孩们确信,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自己不会被抛弃。这更突出了关系在女孩生活中的地位。对女孩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操场边、一个去食堂、一个人在走廊上游荡更可怕的了。


西蒙斯提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愤怒最盛之时,这些女孩什么都不想做。她们不想揍她、传播谣言或质问她,她们只想让她体验孤独的滋味。”


压抑愤怒不仅改变了女孩表达攻击的方式,也改变了感知愤怒的方式。这导致很多女孩压根识别不出自己的情绪,也识别不出他人的情绪,更别提如何处理情绪。


在一个又一个小团体的裹挟下,她们伤害身边的朋友,也被朋友伤害,却根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图源:pateron.com/mimi_n



没有幸存者


赵蕊(化名)生长在西北部的某座小城。2006年,她升入高中,这家寄宿制学校,以学习为第一也是唯一要务。女孩们之间最常出现的桥段就是谁突然不理谁了、谁不和谁玩了。


赵蕊所在的宿舍八个人,一名宿舍长。入学没多久,舍长很快成为了其他七名女孩集火的目标。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宿舍晚上十点熄灯,熄灯后有人想睡觉,有人会聊天、走动、洗衣服。舍长会维持纪律,让大家尽快安静。


赵蕊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的导火索到底是什么,可能是舍长的语气或者态度引起了女孩们的不满。只要舍长一进宿舍,大家都默契地闭嘴不说话,让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受欢迎。每当熄灯后舍长大声说“XX,你不要说话了”, 赵蕊和其他舍友就会故意用更大的声音说话。


赵蕊记得,有一次舍长实在忍不住了,跑到旁边宿舍大哭了一场,诉说自己的委屈。薄薄的墙壁挡不住舍长崩溃的哭诉,赵蕊听得一清二楚。可当时,她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问题,也不理解为什么舍长会那么痛苦。


高二文理分科后,赵蕊和舍长选了不同的方向,两人不再有交集。直到高三的一堂微机课,两人偶然遇见。由于心头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赵蕊主动上前打招呼。这个招呼“给了舍长特别大的惊吓,恨不得立刻离得远远的”。


这一幕深深地刻在了赵蕊的脑海里。她不知道舍长反应如此之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她更不明白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什么会那么复杂。


高二那年,班上转来了一位新同学。新同学家境富裕,为人热情,很快组成了自己的人际圈。赵蕊成了她们的目标。


在走廊上,新同学和小团体成员会故意撞她、捉弄赵蕊,还扬言要找社会上的人收拾赵蕊。她们营造出的氛围让赵蕊时刻有种不安全感。


赵蕊不知道自己哪里惹恼了对方,也从没想过和对方沟通。她只是暗暗在心里祈求,求对方放过自己,让她能集中精力学习。


赵蕊从没想过向大人求助。她料想老师会以“女孩就是事儿多”的理由打发她,妈妈会说“为什么人家就欺负你一个人?你到底做错了什么?”


威胁随时在身边,却求助无门,也不知自己还要坚持多久,赵蕊用“溺水”来形容当时的状态。






直到那位女生转学离开,赵蕊才得以解脱。转学后的某天,那位女生回宿舍看朋友。就像赵蕊主动和舍长打招呼一样,她主动和赵蕊打招呼。赵蕊当时在闷头做题,没有听到,遂没有回答。


那位女生走后,舍友立马围过来问她为什么不回应。周围人热切的注视让赵蕊意识到宿舍里的其他人都在等着看好戏。


既是校园欺凌的加害人,也是受害人,回想起当年的经历,赵蕊觉得自己并不特殊。每一个女孩,不是加害人,就是受害人。没有人可以幸免。


每个女孩都在拼命保住自己的优势地位,因为女孩们知道,一旦跌下去会跌得很惨。在女孩们亲昵和嬉闹的表象之下,仿佛总藏着一些心惊胆颤。


怎么做都是错



十几年过去了,一群女性聚在一起仍然会让赵蕊感到心悸。她不理解自己的行为,也不理解心头涌起的莫名情绪。在接受了长时间的心理咨询、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后,赵蕊发现,自己的问题在于极度不相信自己的感受。


赵蕊从小就被教育要专注于学习,要理性。不要有情绪,不要有感受。要压抑,不要体会。


从小到大,妈妈一直向她灌输听话的重要性,一丁点反抗行为都会遭到妈妈严厉的训斥。在家里,无论是妈妈还是姥姥,也都从来不会直接表达不满。她们也在翻白眼,也在利用其他家人向她施压。


当别人的行为给赵蕊造成了困扰,她在感到生气或是愤怒的同时,又认为自己当下的感受是错的。连自己的情绪都没法面对,更别提表达了。


赵蕊回想起当年对舍长的不满。舍长拿别人的东西从不会提前打招呼,让她和其他女孩觉得有些被冒犯。但是,她从来没想过向舍长指出这一点,默认有不满就应该自己忍着、咽下去。


有时候,实在忍不了,她会爆发,会吼道“你别随便拿我的东西!”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没有进一步的沟通。她只发泄了自己的攻击性,却没有提出需求。


赵蕊反思,这么一件小事,两个人摊开来说就解决了,可当时谁都说不出口。她们没办法说出来自己讨厌什么。


在同女孩们的谈话中,西蒙斯发现,女孩们拒绝最基本的冲突形式。她们心中有个很简单的等式:冲突 = 损失。女孩们一致同意,“我不能告诉她我到底怎么想的,否则就做不成朋友了。”



所以,女孩们会违心地说“我没有生气”、“我没有讨厌她”,用谎言来维系表面的平和。这种语言习惯和行为模式维系到了成年。





图源:instagram: @futarinotaiyou


在职场上,女性微笑面对所有要求,哪怕会损害自己的权益和职业发展;被不公正的对待,女性要么沉默,要么拐弯抹角地在小圈子牢骚几句。她们既想成为事业成功的女强人,又希望得到所有人的爱。这被称为“好女孩综合症”。


前CNN副总裁吉尔·埃文斯在《像男人一样竞争,像女人一样获胜》里探讨了女性遭遇晋升障碍的原因。埃文斯认为,公平竞争这个概念对女性来说就是矛盾的。“竞争不应该出现,如果出现,即为逾矩。”所以,女性会尽力避免冲突的发生。


小时候从没有学习过该如何处理冲突的女性,成年后很难区分日常冲突和人身攻击。无论是规避冲突,还是太过看重人际关系,都对女性的职业发展百害而无一益。


在家中,“好妈妈”无私、顾家、为家庭奉献、每天为家里的琐事忙碌,视老公和孩子为“天”。最最重要的是,毫无怨言。


“好妈妈”会用曾经约束自己的那套标准来约束女儿——既希望女孩们上进、为理想拼搏,又要求她们谦虚、矜持、友善;既希望女孩们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一片天地,又希望她们温柔、听话,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好妈妈”。


女孩,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一切,但必须在社会接受的范围之内。


无论是“好女孩”,还是“好妈妈”,都是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上的隐形枷锁。一代又一代女性被困其中,不得解脱。


西蒙斯在写书的过程中不但采访了当事人,还采访了受欺凌女孩的妈妈们。她发现,就算有女孩愿意向妈妈倾诉,妈妈们普遍缺乏处理欺凌事件的能力。不但没有能力帮到女儿,不少妈妈听到女儿的遭遇,自己先崩溃了,因为女儿的遭遇触发了她们深埋在心底的晦暗往事。



她们也曾是女孩间“战争”的受害人。在她们是女孩时,她们也曾被这样对待过。像女儿一样,她们也曾那么地孤独、绝望。


在枷锁的束缚下,女孩否认自己有伤害他人的能力,这无疑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的刻板印象——好女孩不愤怒。


女孩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隐于小团体中利用畸形的方式来发泄。这又进一步加强了另一种刻板印象——女孩天生刻薄、表里不一,喜欢勾心斗角。


怎么做都是错。


不是她的错



被所有同学讨厌,李玲把学习当成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再被老师讨厌,她就彻底完蛋了。重点中学、实验班、名校、海外留学。李玲算是旁人眼中的“天之骄子”。



可过去从未过去。


有一次和外国男性友人相约去冰淇淋店,挑选味道时,对方随口的一句“Green Tea?”让她当场愣住。“我做错了什么?”“我被他看穿了?”“他怎么会知道?”……像应激反应一样,李玲的脑海里瞬间冒出一连串质疑。对方以为自己猜对了,开心地补了句“好多女孩都喜欢绿茶口味”。


李玲的理智这才回来——他说的是挑冰淇淋的味道,不是在骂她“绿茶婊”。


在异国他乡,在英语语境下,在氛围轻松的冰淇淋店,聊天对象是有好感的男生,李玲听到“Green Tea”想到的居然是“绿茶婊”。五年级的那个小女孩仍在这里。


研究生第二年,李玲从学校的公寓搬出来,和好朋友艾琳(化名)一起住。可她没想到这成了噩梦的开始。


李玲说起在清华北大就读的高中同学,艾琳就会说李玲学历至上,说李玲看不起像她这样“双非”出身的学生。


李玲喜欢韩国男团、喜欢迪士尼、喜欢女性化的打扮,艾琳说她“媚男”,说她是“白幼瘦”审美。


李玲是南方人,讲话有些口音。艾琳在李玲的生日会上对所有人说“你们不觉得她讲话有口音吗?”


李玲和男性朋友一起出去玩,艾琳会笑她自作多情,“人家怎么可能喜欢你?”


艾琳的所作所为让李玲感到很不舒服,但她认为,问题不在艾琳身上。她完全相信艾琳的话。


她觉得是自己太敏感了,她做得还不够好,她需要改正。只要她改好了,艾琳就不会让她难过了。


李玲又退回到了小时候,极力想满足周围人对自己的要求,却发现自己怎么做都是错。艾琳对李玲的影响越来越大,李玲的状态越来越差。睡觉时李玲脑海里充斥着艾琳说过的话,赶也赶不走。


她痛哭、失眠、甚至萌生了自杀的念头。


好在,和小时候不同,成年后的李玲有了自我判断的能力。为了自救,她阅读了《情感勒索》、《煤气灯效应》、《女孩们的地下战争》等心理学书籍。她终于明白,艾琳的行为是欺凌。艾琳这么对她不是她的错。


李玲鼓起勇气向妈妈倾诉。妈妈的反应十分典型,质问她“为什么人家只攻击你?”、“你做错了什么?”、“是不是你太敏感了?”李玲花费了好大力气才说服妈妈,不是她太敏感,真的是有人在欺负她。


妈妈终于接受她被欺负的事实,又问她“你为什么要和这种人做朋友?”、“怎么允许别人这么欺负你?”


妈妈说如果有人这么对她,她就直接一个白眼翻过去,再也不和对方讲话。


为了自愈,李玲在日记里骂艾琳,在微博上骂艾琳,把所有艾琳攻击自己的话写下来逐条反驳了一遍。骂了一年多,她终于放下了。


不过,李玲从不曾和艾琳当面对峙。她曾经想过在朋友圈里揭露艾琳的行径,最终作罢。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不想被当成疯子。


经历了这么多,李玲终于不再揣测对方的心理,琢磨“她为什么这么对我?”、“她是不是不喜欢我?”如果没有从对方那里得到足够的尊重,她会选择离开。


李玲觉得这是她的最大收获——她终于能识别出恶意了。


恶意,不止一个女孩和我提到了恶意。就算被欺凌得那么惨,女孩们也都是在成年之后,在受了更多伤、为了自救苦读心理学著作之后,才敢承认这个世界上有恶意的存在。


许多女孩做不到这一点。女孩们还在压抑自己的情绪,漠视自己的情绪,内化外界对“好女孩”的要求,一味地苛求自己。这正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只有列出种种女孩间存在的欺凌行为,让女孩们不再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女孩们才能鼓起勇气去面对,才能在遭遇欺凌的时候告诉自己——



不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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